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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有明天
──認清現實,擁抱傷痛,盼望明天

近年香港社會發生急劇而巨大的變化,令許多青年人感到灰心失望,甚至絕望,萌生移民離開香港的念頭。對於無法離開或不想離開的人,他們放眼四望,政治上看不到民主普選、高度自治的前景;經濟上看不到打破地產霸權、實現置業安居的前景;社會上看不到港人生活空間不受擠佔、社會走出分化撕裂的前景;文化上看不到港人可以集體認同、感到自豪的標記。他們看不到希望。這份無望無助,有事實基礎,有合理依據。

我今天來,是為了傳講希望,因為我真心相信,香港有希望,香港有明天。過去三年多,在我的私人生活裡,在香港的公共生活中,我都看到上帝的恩典,令我萌生盼望。從我遇襲受傷後,三年零五個月的復康旅程中,上帝有數不盡的恩典,讓我可以重新站起來,不用坐輪椅,不用拿柺杖,接近正常人那樣走路。在香港社會上,2014年的佔領運動緊張對峙了七十九天,最後和平收場,沒有嚴重傷亡;2015年政改表決時衝突一觸即發,最後一刻卻氣劇性戾氣全消;2016年宣誓釋法DQ不斷,壓得人透不過氣來,到了選委會誕生前夕,梁特首竟突然宣佈放棄連任。儘管大局沒變,灰雲依然籠罩,但我們看到灰雲邊上鑲了一道銀光。上帝的恩典,讓我們不致絕望。

「帝國」與信仰的價值的抉擇

當然,單靠偶爾呈現的灰雲上的銀邊,雖令人不致絕望,卻不足以讓人時常保持希望,我們仍要尋找盼望。昔日被擄去巴比倫的猶太人,境況比我們嚴重得多,他們被迫活在強大的巴比倫帝國的陰影下,坐在河邊哭泣,向上帝申訴,在絕望中尋求盼望。美國著名的神學家布魯格曼(Walter Brueggemann)在《走出巴比倫》(Out Of Babylon)一書說,美國在二十世紀儼如主宰全球的龐大帝國,憑藉軍事、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力量,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硬銷給全世界,藉著操控國際能源、國際貿易、國際金融,把貧窮國家的天然資源和人民血汗勞動,轉化為美國國民超乎現實的物質享受,美國教會作為忠於上帝的群體,需要在帝國的價值與信仰的價值中作抉擇,需要在融入巴比倫與走出巴比倫之間作抉擇。

美國人民沒有經歷被擄,一直活在自己的國家,為何猶太人在巴比倫的經驗會適用呢?布魯格曼認為,巴比倫帝國象徵的是強大的中央統治權力,強行把統治者的價值和信念,加諸其勢力範圍內所有的人,被擄的猶太人則象徵弱小的、有自身傳統的本土族群,要在融入帝國文化或持守自身傳統中掙扎。從這象徵意義來看,昔日巴比倫與猶太遺民的關係,可以用來分析今天美國與美國信徒群體的關係,也適用於其他主權國家及其轄下的族群。

在香港,我們生活在兩個布魯格曼筆下的「帝國」的夾縫中,一個是強大的美利堅合眾國,另一個是迅猛崛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繼承了美國的自由市場凌駕一切的價值觀,並且發揮得淋漓盡致,將住宅樓價一舉推到三萬元一呎之上,超英趕美。近年我們不斷吸收中國的價值觀和潛規則,就是經濟發展凌駕政治參與和社會公平,為了區際鐵路的效率,可以割讓特區的土地和司法管轄權。在「帝國」的價值與信仰的價值之間,我們同樣面對抉擇。

現實、哀慟、盼望的先知想像

布魯格曼是舊約學者,尤其精於先知文學,他在1978年發表《先知的想像》(The Prophetic Imagination),奠定了他在神學界的地位,亦確立了他敢為時代先知,勇於批判強權的風格。他在2014年發表《現實、哀慟、盼望:先知的三大急務》(Reality, Grief, Hope: Three Urgent Prophetic Tasks),總結了他對先知書的心得,把先知書的信息對應美國在「九一一」後強國無敵神話破滅的現實處境,用淺白的語言向美國的信徒傳講現實、哀慟、盼望。

先說現實。耶利米先知向著醉生夢死、迷信繁榮安定永恆不變的耶路撒冷權貴,講不中聽卻合乎現實的上帝啟示:壓迫和剝削若不停止,大難即將臨頭,上帝不會顧念大衛後代的君王、所羅門的聖殿、神聖選民的首都。令人難以置信的是,經歷了第一次的戰敗被擄後,耶路撒冷的權貴依然執迷不悟,繼續玩弄權謀計策,嘗試在埃及和巴比倫兩大勢力之間跳草裙舞,結果招致城破殿毀,西底家王被挖去雙眼用鐵鍊鎖拿到巴比倫。原來,認清現實是相當困難的。

2014年是香港的覺醒之年,需要覺醒的都覺醒了,除了裝睡的無法喚醒、半睡半醒的也覺醒了。我們終於看清,原來民主普選的承諾是有篩選的,原來李波離奇失蹤是用自己的方法去內地助查;原來政府辣招壓抑樓市會令樓價愈升愈有;原來年輕人滿十八歲首要任務是申請公屋;原來中國好香港好,是指廣東道名店和私家醫院的生意;原來香港文化產業的出路就是北上搞合拍片,用過氣名聲去內地夜場巡唱,或者等紅色資本收購;原來高鐵一地兩檢係要香港劃出土地,割讓司法管轄權。覺醒的港人,不再幻想一國兩制諸般承諾自動兌現,不再迷信資本主義自由市場萬能,不再錯信瘋狂消費沉迷上網可以填補心靈。認清現實,才有可能改變。因為覺醒,香港重燃希望。

接著說哀慟。「我們曾在巴比倫的河邊坐下,一追想錫安就哭了。我們把琴掛在那裡的柳樹上。因為在那裡,擄掠我們的要我們唱歌,搶奪我們的要我們作樂,說:「給我們唱一首錫安歌吧!」我們怎能在外邦唱耶和華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記你,情願我的右手忘記技巧!」(詩一三七1-5)被擄巴比倫的經歷,令猶太人失去土地家園,失去政治空間,失去經濟自主,失去敬拜上帝的聖殿,失去美好記憶,失去身分認同,失去歷史的根。這一切的失去,造成了難以平復的椎心之痛,促使猶太人憤怒地、傷心地質問上帝:「上帝啊,你為何永遠丟棄我們呢?」「這災禍要到幾時呢?」(詩七十四1,9)。

在先知書裡,哀慟極為重要,要重拾希望,不能繞過哀慟,這哀慟不是指「化悲憤為力量」,「臥薪嘗膽,報仇復國」,不是「天將降大任於斯人,必先勞其筋骨、餓其體膚」,而是指為得罪上帝遭審判懲罰而懊悔,或者像約伯無辜遭上帝掩臉不顧而哀鳴,這哀慟是有對象的,那對象就是永生上帝,這是基督徒的哀慟與常人的哀慟最大的區別,哀慟將我們帶到上帝面前。在苦難的深淵裡,在哀慟的心靈深處,以色利人與永生上帝再次相遇,重新聽見上帝安慰的說話,再次得聞歸回與復興的應許。

哀慟中重尋安身立命的依靠

過去三年,香港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傷痛,在苦楚的記憶中我們學會哀慟。三年來政經大事不斷發生,我們知道香港的政治空間正在收緊,新聞自由正在消失,經濟自主已經一去不返,司法獨立受到衝擊,法律管轄權被動搖,電視電影被境外市場支配,廣東話變成弱勢語言,獅子山下同舟共濟的精神無影無蹤。過去我們珍惜的美好事物都開始變質,還要目睹諾貝爾和平獎唯一中國人得主死無葬身之地。這一切令人從心底發出悲哀、傷痛、憤怒、無奈、不屈、不平。在哀慟中,我們重新抓緊對美好事物的記憶,把這記憶化成對生命的執著,我們或者無法改變外在環境,但我們可以不認同,不接受,不認命。

在哀慟中,我們擺脫虛妄、否認,我們不再推卸、逃避,我們面對現實,重新尋找安身立命的依靠。上帝的聖言、先知的說話,開始對我們發生作用。「你們的神說:「你們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對耶路撒冷說安慰的話……那等候耶和華的,必重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賽四十1,2,31)「在那裡必有一條大道,稱為『聖路』……耶和華救贖的民必歸回。」(賽卅五8,10)「耶和華說:『那些日子以後,我與以色列家所立的約乃是這樣: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裡面,寫在他們心上;我要做他們的神,他們要做我的子民。他們各人不再教導自己的鄰舍和自己的弟兄說「你該認識耶和華」,因為他們從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認識我。我要赦免他們的罪孽,不再記念他們的罪惡。』這是耶和華說的。」(耶卅一33-34)。

先知的宣講帶來想像──對未來的想像,想像催生盼望。我們坐困愁城,想像卻像一雙翅膀,讓我們突破牢籠。聽到先知信息的人,許多不為所動。有一些是因為先知的宣講與自身的既得利益牴觸,刻意聽而不聞,像耶路撒冷的權貴,更多是因為灰心認命,像巴比倫的遺民,覺得耶和華已經放棄他們,或者耶和華的膀臂縮短了。先知為了喚醒他們,不要只低頭看著眼前的困局,便叫他們往後看,回想上帝在昔日的恩典與大能的作為,看見歷史的軌跡;也叫他們往上看,仰望上帝創造的宇宙,看見超越的境界,祂領出天上繁星,並一一稱其名;又叫他們向前看,憑上帝應許看見彌賽亞的降臨,看見終末的新天新地。能夠向後看、向上看、向前看的人,就看到想像和盼望。

舉例來說,我們聽見上帝藉摩西吩咐以色列人,打造公義仁愛的社會,以致「那多收的也沒有餘,少收的也沒有缺」(出十六18)使徒保羅據此吩咐哥林多教會,接濟耶路撒冷的貧困信徒。(林後八15)這種互通有無彼此接濟的做法,就是近年備受關注的「共享經濟」的根源,「共享」是聖經信仰賦予我們抗衡霸權的工具,也是每次我們守聖餐時的提醒,我們不分貧富、階級、種族、政見,共享耶穌基督的身體。政治權力的角逐和經濟利益的爭奪,都是你輸我贏的零和遊戲,但上帝眼中美好的事物,像快樂、關懷、知識、才華,都是愈分享愈增加,只會變多不會變少的,所以有巨大的能量。

抗衡霸權的「共享」想像

讓我們來想像一下。如果社會上有七千個良心業主,未曾向賺到盡的巴力屈膝,願意把自己的收租單位用合法而安全的方式間隔,成為幾個年輕人可以合租的單位,然後以稍低於市值租金,通過志願機構介入,租給有需要的青年人,而入住的青年人除了承諾做負責任的租客,好好愛護單位,還承諾每週拿出時間,到志願機構安排的地方探訪和服務社區內的弱勢社群。這樣,我們就可以有以萬計的青年「光房」,並且有以萬計的青年義工,通過空間與時間的共享,在地產霸權造成超高樓價租金的沙漠中,打造共享經濟的綠洲。

再想像一下。如果每個社區內都有幾家學校和教會,願意體恤年輕人缺乏工作和休憩的空間,不想只是在商場和球場和「老麥」打滾,學校把閒置的地方在夜晚和週末開放,教會就在週日的日間開放,通過志願機構的介入,讓青年人可以來創業,來進修,來組織興趣班,搞小型音樂會或排練戲劇,和朋友開大食會或生日會,這樣,香港最稀缺的優質公共空間就可以大幅增加。

再想像一下。如果有一千至二千個年輕人,願意每人出資100元,支持他們喜歡的、有才華的本地歌手,就有十萬至二十萬元,足夠生產一隻優質的發燒碟,推動本土音樂創作。同樣,如果有一萬至二萬個影迷,願意每人出資100元,支持他們喜歡的、有才華的本土導演,就有100萬至200萬元,足夠生產好像《香港製造》、《十年》那樣的優質本土電影。這樣,藉著資源共享,香港就有機會出現植根本土、可持續發展的文化藝術。

再想像一下。如果每年文憑試畢業的、年滿18歲的大約6萬個青年人,願意公民權利齊共享,集體登記做選民,不論是區議會選舉、立法會分區直選、立法會專業功能界別選舉、特首選委會選舉,統統積極參與,將年青一代的心聲和訴求凝聚起來,加上每年有逾4萬年老市民離世,此消彼長下,不到10年青年選民就成為香港選民的主體,區議會可能變天,立法會可能建制泛民各佔一半,特首選委會非建制委員可能增加至超過500,令欽點操控無法順利進行。這樣,行政機關可能被迫與民意代表共享政治權力,推動政制改革向前行。

最後,我和大家再分享一段聖經。在猶太精英被擄到巴比倫的時候,上帝委託先知耶利米寫信給在巴比倫的以色列民,叮囑他們說:「你們要蓋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種田園吃其中所產的。娶妻生兒女,為你們的兒子娶妻,使你們的女兒嫁人,生兒養女,在那裡生養眾多,不致減少。我所使你們被擄到的那城,你們要為那城求平安,為那城禱告耶和華,因為那城得平安,你們也隨著得平安。」

當其時,被擄的猶太人不明白這段話的深意,以為只是叫他們逆來順受、委曲求全,但2500年後,當年巴勒斯坦地和米索不達米亞平原上的強盛民族,像非利士人、以東人、米甸人、巴比倫人,都已經消失於世,但微弱的猶太人卻延續至今,經歷無數次迫害殺戮,仍能保存自己的身份、自己的歷史記憶、自己的宗教信仰、自己的風俗文化。英國首席猶太拉比Jonathan Sacks解釋說,那是因為猶太人在巴比倫的經歷,他們被迫以會堂的聖經宣講代替聖殿的獻祭禮儀,以家庭教育和社區福利互助來代替政府辦的學校與慈惠,他們無意中找到了更堅強的族群凝固劑,打造出屹立不倒的、建基上帝聖言的信仰族群。

(分題為編者所加)
筆按:此文據2017年7月30日於中華基督教會公理堂團契聚會講稿與答問內容修訂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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