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題目好像是問，教會作為社會上的一個機構（institution），與工人運動作為社會運動（movement）之間的關係。它們之間有沒有關係？有甚麼關係？香港的工運與香港的教會過去有甚麼關係？以後又會有甚麼變化？
我們會這樣問，是因為今日教會最為人熟悉的一面就是作為禮拜堂，一間供信徒崇拜的場所，以可見的建築物或聖壇作為標誌。其實，就系統神學中的教會論來說，教會還有其他的形態1。教會可以是一個群體，一間機構，也可以是一場運動。教會的源起本來是一項運動，漸漸演變成機構、建築物。
基督教所認信的主是耶穌，耶穌活在二千多年前的巴勒斯坦，在三十歲左右出來傳道（路三：23），他原本的職業是木匠（可六：3），他是繼承父業的（太十三：55）。從今天的術語來說，耶穌本人是工人，也出身工人階級的家庭。他的門徒、跟從者也多來自基層，即與建制、有權有勢人士無緣的社會邊緣分子。但為甚麼今天教會中少見工友？教會與工人階級、工人運動關係不見得融洽？
初期教會的發展，是一項社會邊緣分子的運動。他們信奉一套與建制，包括羅馬政權和猶太主流文化不同的信念，也有一套與建制有別的生活方式。到四世紀基督教成為國教，達官貴人爭相入教，教會的形態便有了變更。教會建立了體制，成為有權力的架構。有經典教義禮儀的訂立，會吏、長老、監督的設立。信徒的成份也由社會的邊緣分子為主幹，變成有權有勢的社會棟樑奪得發言權。聚會的空間由地底的密室變成宏偉的教堂，同時有了牆壁、聖壇。以前上帝活在群眾當中，現在信眾要走進教堂來才能親近上帝。
十六世紀中歐洲進入現代世界，現代化崇尚工具理性，引發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和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歐洲教會很快適應了新形勢，趁勢壯大了本身的實力。十九世紀歐美的教會有能力向亞洲非洲發動史無前例大規模的宣教運動，在全球建立教會。十九世紀被教會史家K. Latourette稱為「偉大的世紀」（the great century）2，因為這是基督新教最輝煌的一頁。由於教會已經成為社會建制的一部分，因工業革命而崛起的工人階級處於社會的邊緣，未能打入社會的建制，結果，工人在擁有濃厚猶太基督教味道的馬克思那裡找到精神的寄託。由於馬克思列寧打著無神論的旗號，與以資產階級為骨幹的教會互不信任，令教會與工運難以合作。
現代化的工具理性有征服的性格3，間接令最早現代化的國家與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合作無間。就算現在後殖民時代，剛進入現代化的國家仍然憧憬產品可以征服全球，雄霸世界市場。現代化國家的教會也習染了帝國的模式，以自我機構的發展為目標，吸引新人加入教會，增加據點、壯大勢力。所服事對象是征服的目標，少考慮所服事對象是活生生、有個性的主體，具有個別特殊的需要。香港教會源自英美歐的差會，所承受的教會模式也以建立教會為目標，辦各樣的事工和活動，目的是吸引新人加入教會，添加天國的人口。
香港的工人來自解放後來到香港的難民，五十年代在內地吃過三反五反、反右運動的苦頭，六十年代有三面紅旗、大躍進，跟著翻天覆地的文化大革命。工農階級領導對他們猶有餘悸，他們來港的首要目的就是為了逃避政治，追求安定的物質生活。對於工人運動、爭取工人權益的政治抗爭便有所保留，加上殖民地政府的經濟放任政策，縱容僱主，故此七十年代左右派的工人運動都不發達，黨的路線比本地工友的權益更優先，無法有效地服事當時香港工人的需要。
就香港教會的淵源、神學傳統、發展模式和實況，加上香港工人運動的歷史背景和局限，我們完全可以想像教會與工運，兩者各從其類，分別活在自己的世界內。你走你的陽關路，我走我的獨木橋，老死不相往來。（待續）
（作者為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主席。原文於十月九日在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卅五週年紀念研討會上發表。註釋從略，讀者可於本報網上版瀏覽文章註釋。）
1 Avery Dulles, S.J., Models of the Church, Dublin:Gill and Macmillan, 1988.
2 K. Latourette的七冊巨著 A History of the Expansion of Christianity, NY:Harper, 1937-1945. 其中三冊以十九世紀「偉大的世紀」為題，佔了教會史二千年中四成的篇幅。
3 Bryan Turner, Theories of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 Newbury Park:Sage, 1990. p. 4.
(第八九七期，二ＯＯ四年十一月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