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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天恩的華人神學教育使命

活在二○○四年時空下的人來說,很難明白上一代神學教育先驅的艱難和所付出的努力。今天的傳道人,無論是在身分、識見或訓練上,一般都頗令人尊敬接納,但這卻不是中國教會過去的普遍情況。相對來說,七十年代以前,很多傳道人都很貧窮,教育水準也低。那些接受師徒式訓練的傳道,見識頗受限制,多只談「屬靈」的事,甚少觸及社會、文化、政治問題。至於透過西差會訓練出來的傳道,所傳的則仍是頗西化的「洋教」,對中國文化所知甚少。這說法並無不敬之意,神總是使用那時代的工人,去滿足那個時代的需要,而當中亦有出類拔萃者。縱然如此,在古老的中國思想裡,中國傳道人無論靈性品德如何美好,總被視為「洋和尚」而已,在社會中很少被看重。

  對我們這一代服事主的人來說,這情況當然不可思議。可是不單上一代的教牧承受著這種社會眼光;華人教會內也普遍把「屬靈」與「屬世」對立,把「愛主」與「知識」對立。在保守的教會圈子裡,神學知識不被重視,極少大學畢業生會羡慕教牧的工作。而神學訓練,也著重「敬虔」的操練,多於獨立的思考、信仰與社會文化的整合。在這種思想態度的土壤中,要籌辦只供大專畢業生的神學研究院校,可說是教會的逆流。而中國神學研究院(下稱中神)的創立,本身就是華人教會歷史中的破土工作。成立初期,自然曾招惹不少「高舉知識」的非議。細看今日的香港教會,有愈來愈多具見識,有高教育水平的人愛主事主,成為教牧傳道,我們實在要向趙天恩他們這一輩的遠見、在壓力中的堅持、在逆流中的開創努力,表達至深的感謝。我們今日作教牧的,作神學教育的,都踏在他們的美好腳蹤之上。

  可是作為神學教育家,趙天恩的著眼點,卻不是為了提高教牧形象而辦神學教育。他的心腸,不單是為中國教會,更是為更宏觀的中國福音化、教會國度化和文化基督化;為要促使教會及神學教育機構實踐國度化的使命。

  一九七八年趙天恩創辦了中國教會研究中心;八十年代初,他帶著研究中心離開中神,箇中原因複雜,這裡不詳述,但獨立的運作使他更能批判地研究、反思及面對中國自文革以來發展的情勢:執政黨思想的變革、家庭教會的復興、三自教會的重開和宗教政策的轉變等等。趙天恩為看見神在中國的工作,不斷研究、分析和在形勢評估的基礎上思索:怎樣的神學教育才能面對中國的處境需要?

  趙天恩曾先後作過台北的中華福音神學院及香港的中國神學研究院創建期的教務主任,對神學教育的課程設計,可謂漸趨駕輕就熟。一九八七年,他創辦中國宣道神學院(下稱中宣);在這新里程中,他注入了幾個關鍵性的課程元素:一、對中國教會史和中國文化的研究。這是培訓有歷史意識、有文化眼光的中國傳道人所必備的。二、靈命操練。這不是形式動作的操練,而是在覺醒人性的真實中,尋求將之結合在神豐盛的恩典裡,這是人格整合和心靈的操練。三、短宣。透過定期的宣教實踐,認識神在中國的作為,學習隊工配搭,又在宣教體驗中反省神學與信仰。而這一切也建基於一般道學碩士課程的基礎上,課程仍同樣有原文學習、聖經研究、神學思考和教牧實習;但在原來學分擠迫的標準神學課程上,怎能安排出這麼多額外的科目呢?

  這就是趙天恩的原創性和機動性。他大膽地設計了五年的道學碩士和神學學士課程,只為了訓練和裝備更完整的教牧。這點在當時的神學界和教會處境裡也是逆流,亦嚇呆了早期加入中宣的講師團。誠實點來說,中宣創校時的講師團素質、經濟條件和教會網絡,遠不及中神創校時豐厚。我們被這為中國宣教而辦神學教育的異象深深感召,同時也自知貧乏,只能以有限的信心回應神無限的豐恩。

  中宣創校以來,一直以信心面對各樣限制和逆流的壓力,包括九七前後香港回歸中國的過渡。但神學教育不是佈道團,即使注入了機動的因素,也不能抵消辦教育時所必需的相對穩定性。於是,我們將五年的課程刪減為四年,也減少了相對頻密的短宣實踐。不過,要成為一所對本身存在有說服力,又有收生吸引力的院校,中宣仍需要不斷提升講師的素質和人數。在發展過程中,她必須不怕逆流地自我定位,背負著使命來面對挑戰,在穩定發展中保持一定的機動性。這就是趙天恩牧師留下的屬靈財富:以中國福音化為神學教育的大前提,忠於異象而不怕逆流,信靠主恩而「扶我前行」。這種課程設計的理念和宣教的機動性,先後在台灣及不同地方的培訓機構開辦起來,為要達成一個明確的神學教育宗旨:不單為教會,而是更遠大地為中國福音化、教會國度化和文化基督化。

(【從華人教會歷史看趙天恩系列】之二,
本篇作者為中國宣道神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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