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謝井夫君這麼詳盡的回應。其實既然大家已有許多共通點，所以嚴格來講，不再是回應而已，乃是找更大的共識。（當然，是否現存的分歧是「小異」──或「大異」，又是另一話題。）

　　首先談談能否先政府一步在民間引發對立法內容的討論？

　　我完全同意，現時第三條道路缺乏推廣的渠道，沒有民間組織形成壓力團體，向政府及民間推銷，所以第三條道路的聲音恐怕會流失。而且，如果照現行的兩個選擇的話----就是鋪天蓋地的立法或完全不立法，宗教界所承擔的風險非常大，因為全賴於誰更成功動員，誰可以令更多人表態支持。但是基督教團體也因此要被逼採取一些更加對抗性手段，長遠來講，會破壞教會在公眾的地位及形象。縱使教會成功阻止立法，但所付出的代價──如戴耀廷說（第九二六期）──會相當大。

　　我指的代價，其中之一就是公眾會認為基督教是反人權，反平等，打壓同性戀者。當然，我們完全不是，但是給公眾的形象，是揮之不去，甚至是百詞莫辯的。我不太清楚民陣擬讓同志團體帶頭拉橫額的事件，是否與最近一連串教會高調反對立法有關，如果是的話，就是其中的fallout。現時人權、平等是「皇牌」論述，反對人權、平等的話已經把自己放到論述的劣勢。我個人的意見，是繞過這些論述，或以其人之道，還自其人之身。

　　關於怎樣區分領域一與領域二，我承認在某些範疇而言是相當富挑戰性的，我在〈走出劃一與豁免的思維困局〉（第九二四、九二五期）也說過。我也不太清楚以下回應，能否令閣下滿意。關於福音餐廳的例子，我覺得是屬於領域二多過領域一，特別如果你把辦餐廳的首要目標定為傳福音，所以你有自由按申請人的信仰背景作甄選。就像基督教辦的社會服務機構，如提供墮胎人士心靈輔導，相信機構有權要求員工是基督徒。我覺得可以定那些目標為優先，那些為次要，搞清楚以後，便好辦事了。我個人的意見，是如果按照我的建議立法的話，可以附加一些條款，如每五年對法例重新審視一些可能備受爭議性的領域，或留一點釋法空間，處理這些較具爭議性的領域。當然，我不是律師，只是一個愚見而已。

　　至於井夫君說：「若要立懲罰的法例，則黃君的三層劃分比SODO劃為單一領域已有很大的進步，在平衡不同群體的得與失的計算上，明顯有進步。但筆者仍然主張先採用積極性措施，然後才考慮歧視條例。」我不同意我提出的建議只是一種「進步」而已，我的建議不只是一種權宜之策，為了減少現行鋪天蓋地的SODO版本對社會及教會所產生的不良已影響，乃是同時滿足社會公義（雙方合理權利）的要求﹕就是沒有人應該因為不相干的因素，受到差別待遇。我覺得只是依賴非立法手段去處理同性戀者受歧視問題未免太樂觀，關於這問題，我們已經在網上留言談過了。而且更重要的，就是處理法理上不公平，因為僱主現時是享有（2）〔自由Liberty〕及（4）〔豁免Immunity〕的法律權利，但同志團體一種都沒有。

　　最後，井夫說：「若非有充份資料顯示在性傾向這一因素下，有組別特別受到廣泛的歧視……」性權會在平機會已拿到數據提供。當然，作為反對派，性文化學會永遠可以質疑這些數據，所以我不大清楚性文化學會要怎樣的數據才滿意。我身不在香港，不便多說。我們以前也談過了，我個人認為，如果是社會公義的事情，是不能單純以數據決定應否立法的。作為美國少數族裔，我深深體會立法的重要，雖然種族歧視經過去幾十年的努力，的確是減少了，但是我覺得是沒有理由因此就撤消種族歧視條例。何況我指的社會公義，是局限於在不相關的事情上作出劃一甄選準則而已，所以我的SODO版本，只是肯定同性戀人士在性與家庭倫理不相干的領域，與異性戀者一樣享有一視同仁權利，再沒有在進一步針對與性及家庭價值相關的領域，而是讓民間社會決定，所以是相當合情合理的。

　　（節錄自黃繼忠三則於六月十二及十三日回應井夫的網上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