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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就筆者較早前在講場發表的兩篇文章〈民主運動的反思－－由湯家驊一文談起〉和〈上街，人民比政府更痛〉所出現的回應和批評，作一些解釋和補充，令關注文章的讀者能有多一些了解，也期望能充實討論和交流的效益，讓道理可以更清晰展露於公眾，把錯誤好好作為反思的材料；故在未正式展述筆者看法之前，希望借這個空間，先多謝虞瑋倩君、張重輝君和佚名君對文章的關注和花了寶貴的時間去回應，無論是褒是貶，筆者都有細讀和關注。事實上，筆者與諸君素不相識，文字上的誤會和交峰，就盡力「以理」釋疑好了。

其實，在多次回應留言中，有兩點筆者是十分認同，想在此先指出。其一，是張君指出的「以心理成熟來衡量個人或群體能否行使他的權力，是非常專權和危險的」，這話是對的，雖然我們的世界還是有「以心理成熟來衡量個人或群體能否行使他的權力」的規定，如18歲才有投票權。無論如何，張君的誤會或許是筆者引介科恩（Carl Cohen）的「民主心理條件」以評擊香港各類輿論現象，引起張君誤會。筆者想指出的是「社會成員氣質、和解精神和客觀持平態度」對民主運動健康發展（人民對「政治」持有正面和積極的評價）十分重要，但它不構成否定民主發展或需要的理據，因為民主理論的核心是權力配置的科學和共公管理的模式研究，與科恩提出的「建設民主的五項條件」無關，科恩的說話主要關乎到民主政治的質素問題，如何減少民主政治在社會產生負面影響，才是筆者一直關注的問題。

其二，是虞君指出的香港的市民質素和社會廉潔應予肯定，筆者是同意的。但這與「民粹政治」或「民粹主義」（Populism）是沒有牴觸的，即是說虞君指出的事實是不足防止「民粹主義」出現和發展。筆者在文章對執政者、從政者和議政者發出諍言，指出民主健康發展不是靠「玩弄政治」或「否定政治」（「玩弄政治」或「否定政治」只會助長民主政治變質，如「民粹政治」），而是在制度和文化上的多做功夫，「和諧」社會不是強迫執行出來的，而是人民發自內心的社會容貌的體現，這才是文章的重點和傳達的信息。

現在，筆者嘗試解釋各回應討論中較多關注的問題，希望有助讀者進一步思考：

一、民主是否必定帶來公平公義？

二、香港有沒有「民粹主義」的徵兆？

第一個問題，筆者本想先待張君續篇發表，才作回應交待，但希望能盡早回應虞君的質問，又不想作另撰文章說明，故一併解答好了，希望張君見諒。

要了解「民主是否必定帶來公平公義」，或許要先了解「民主運作」的核心理念。筆者相信在今天把普選高唱入雲的香港，有不少人認為「普選」等同「民主政治」，而「民主」則等同「政府為民所有」或「人民當家作主」，但事實確實如此嗎？

在一九二二至一九七二年的五十年北愛爾蘭政治生活中，統一黨（the Unionist Party）通過選舉，以大比數支持票取得每一次選舉，贏得議會中控制權。在取得絕大多數基督教支持者的熱情擁護和投票授權，統一黨在北愛爾蘭實施了強硬的「派系政策」，把天主教和一般的愛爾蘭民族主義者劃為「二等公民」，在公共房屋和就業進行區別對待。試問這是民主政治應有的作為和現象嗎？但是我們有甚麼堅實的理據否定北愛爾蘭的民主政治？對統一黨和北愛爾蘭的基督教支持者來說，北愛爾蘭的「民主回歸」只是體現在簡單多數規則的重建。但這樣的「民主」和納粹黨（一個在國會大選中取得43.9%選票的執政黨）在德國暴政歷史有甚麼分別？這就是哈耶克（F.A. Hayek）反對民主選舉制度的原因之一。

如果我們嘗試用理性方法去否定統一黨和納粹黨在其地區的合法和民主的統治地位，那麼，我們就要認真面對那些取得少於半數選票執政黨其合法授權執政的地位，如一九八三和一九八七年的英國保守黨、一九九七和二○○一年的英國工黨、二○○○年的台灣民進黨等等，他們都是以40%左右的得票率當選執政。我們當中又有人否定他們的民主程序和民主體現嗎？

「民主運作」的核心理念是政府只能代表最大的「少數派」，這是對民主理念一個重要的認識。一個現代社會，人民不可能親自執行公共管理和地區統治，只可透過「代表」和「授權機制」進行間接管治，但「人民」中必定出現派別，授權政府不可能代表全體人民，而最理想只能是人民的大多數，這就是民主理論的「多數規則」。在執政黨只取得40%選票的情況下，這意味著剩下的60%投票者和種種原因不能投票和未有投票的人民將受這「最大少數派」的「代表」統治，這就與「政府為民所有」或「人民當家作主」的想法存在一段相當的距離。在這個現實的基礎上，單靠民主政治是很難做到公平的，如果政策出現偏差，公義倫理的兩難問題就出現在社會討論當中，這絕非湯家驊議員（作為一個接受高等教育和專業訓練的從政者）宣講的「民主圖像」－—「民主會帶來公平公義社會，制衡官商勾結最有效工具。」這不是甚麼民主推廣深化教育，而是懷有政治偏愛的宣傳，不過作為從政者，筆者是可以理解的，只是沒有政治包袱的人應盡力提醒。

第二個問題，主要是回應虞君的質詢和批評的。虞君認為筆者沒有提出足夠論據說明對香港出現「民粹政治」憂慮的合理立論，這是筆者對虞君留言的主要理解，希望沒有曲解虞君的意思。

本文的題目〈是契機，也是危機──論今天的民主運動應有的認識〉，不是筆者起的，而是仿照張灝教授估計在一九八七年（筆者按文中提示寫於民進黨剛成立並參加當年冬季的地方選舉推斷）所寫的〈是契機，也是危機──論今天從事民主運動應有的認識〉一文。張灝教授是哈佛博士，中國近代思想史和政治思想史學者，現為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教授，提出「幽暗意識」說法，吸取基督教對人性觀念，補充儒家思想的不足，重建中國的民主和權力制衡觀念。張教授一九八七年這篇文章主要在肯定「以台灣的經濟繁榮，教育普及，以及中產階級社會的日益鞏固，這一連串的發展，毫無疑問給台灣的民主化帶來了一個新的契機」的前提下，指出台灣民主化不宜急於速成，避免群眾路線帶來的危機，以議會路線為發展民主正途，並要兼顧國家的基本需要等「漸進式」民主的意見；要知道這些「保守」的意見還是建基於民進黨建黨前一段漫長的歲月和當時議會還是國民黨操控的背景下寫出來的，讀者或可想象當中將要承受多少嚴厲的批評。但台灣有足夠客觀條件發展民主政治情況，為甚麼還是出現虞君所指的「肢體政治」和「黑金政治」？其實，關於台灣民主陷入「民粹主義」不是筆者獨到見解，關心台灣政治發展的讀者應看過不少相關研究和討論，其中黃光國教授，美國夏威夷大學社會心理學博士，獲得多次學術研究獎項，曾在一九九五年和一九九七年分別寫了《民粹亡台論》和《權力的漩渦》詳細的分析了台灣的「民粹政治」在李登輝時代已經開始萌芽和發展經過。筆者的「台灣民主悲劇」是依據這些資料的研讀下提出的，希望虞君注意。

究竟甚麼是「民粹主義」？據筆者了解學術界或政界也沒有一個統一的說法，內容是複雜的。一般認為「民粹主義」一詞最早出現於一八六○年的一場農民運動，而對「民粹主義」有較系統分析研究的，首先是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學教授，希爾斯（Edward Shils），對美國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麥卡錫主義」（九一一之後，美國是否出現「麥卡錫主義」問題再次受到關注）作了系統和深入的討論。希爾斯指出「對於長期形成的等級統治階級，這些階級壟斷著權力、財產、教養以及文化，在他們所實施的統治過程中，哪裡有普遍的怨恨情緒，哪裡就存在著民粹主義。」其實，民粹主義是一種人民不滿現狀的意識形態，認為現有社會秩序全是統治階層藉壟斷方法確立的，所以人民寧願相信人民力量，也不相信現有制度架構，認為精英（特權階級）不比老百姓能幹聰明，常常造成緊張對壘的局面。從虞君留言指出「上街是大家已經受夠，已經不耐煩這個政府，不耐煩商界享受「政治綜援」、不耐煩政府向商家輸送利益，不耐煩政府玩弄民意。」似乎在一定程度上乎合希爾斯對「民粹主義」的界定，這或許就是佚名君指虞君回應作了香港是否有「民粹主義」趨勢的引證。

不過，筆者的看法主要不是以上的界定去了解香港問題。筆者思考的是就如台灣、美國、德國，還有很多實行民主制度的國家都曾出現過，也對社會和人民帶來不少負面影響和破壞，我們憑甚麼對香港民主發展不會陷入「民粹主義」抱著不用驚醒的信心呢？是不是提出對民主有負面和憂慮的看法，就要被視為反對民主的敵人？這是筆者引述和評論湯家驊一文的主要原因。

再提一點題外話，作為本文的結束。虞君認為不論政黨、媒體和學界都透過電台、報紙等工具為深化民眾對民主認識作了貢獻。據筆者觀察和接觸，關於政改和民主的討論是多，但客觀持平的少，這不論是左，還是右的輿論戰陣。如馬家輝在十一月廿九日的《明報》寫了一篇名為〈「你總得選一邊站的，如果你還想當個人的話。」－—普選遊行的政治抉擇〉中有一句說「如果有人對你說『我支持普選，but……』，這個人一定是個騙子，要唾棄他，別相信他。」，這是甚麼民主教育？為甚麼把民主的光譜要壓縮得如此窄小，為甚麼把普選等同褔音、等同迷失了的那隻羊？為甚麼把「上街—不上街」等同為「支持民主—反對民主」，如同民進黨把「愛台—賣台」作為選舉戰略和政治操作，莫非這就是政黨每次到台觀戰學回來的「心得」，這樣做有利香港民主發展嗎？有助香港健康地建立民主政治嗎？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12.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