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四肢癱瘓十多年的斌仔就安樂死議題分享，再次引發公眾就此爭議性課題的討論。全球各地就安樂死已有不少討論，正反意見均有鮮明的陳述；筆者也寫過至少兩篇相關的文章，分別為〈讓病人活下去──安樂死的倫理探討〉及〈死亡可否由病人自決？〉（○六年八月）。

筆者在這裡要多謝黃國棟、黃劉碧霞就本文所作的回應：〈照顧臨終病人的考慮：醫療決定和高風險醫療程序〉，雖然彼此觀點有所不同，也為整個安樂死討論提供了豐富的參考材料。筆者認為基督徒就公共課題的討論，要學習聆聽異見，理性地與公眾人士探討問題。

近讀教宗本篤十六世所著 Values In A Time Of Upheaval，他在〈自由、法律、良善〉一文中指出當今倫理的混亂，正涉及兩者之爭：個人自由（individual freedom）與社群價值（community values）。支持安樂死立場的，大多強調生命屬於個人擁有，因此個人享有自主與自由，無論選擇安樂死或自殺，皆以個人的取向為優先考慮。無疑，醫療科技的進步，透過維生儀器與藥物，延長了病人的壽命；若干原本很可能死掉的病人，陷於長期昏迷中，靠賴維生儀器與藥物運作，因此病人不能自然地死亡。

基督教信仰看「生命權」是天賦的，一切倫理的發展皆源自生命的尊嚴，無人，包括生命的擁有者有合法權力可中止或毀壞本人或他人的性命。生命倫理的背後，反映的正是全球倫理（global ethics）或社群價值，此項基本共識成為一切倫理的基礎。

隨著社會的開放，極端的個人主義不斷高舉自由名義，而不顧社群價值。自由不是個人可選擇生存或死亡，盲目地伸展個人的自由，至終會侵犯別人或公眾的合理權益。自由與道德根本不能分割，這意味個人自由正受著社群價值而非法律的約制。倘若社會贊同個人自由超越社群價值，個別人士的選擇權可凌駕「生命權」之上，社會必要承受社群價值（如十誡的倫理應用）失效，而滑坡效應（slippery slope effects）必引發更多的問題：人為何不能自殺？人為何不能與未成年人士有性行為或人獸交等？

我們肯定生命是一份禮物，人只不過是生命的信托人，而非擁有者；因此人不能取代上帝，有權決定個人與他人的生死。一旦我們本著同情那些面對痛苦而要求安樂死的病人，容許主動安樂死；我們便接納了個人自由高於社群價值。

當世人否定生命是賜予（givenness of life），社會發展就會走上容許不同形式殺害或否定生命的行徑。《世界人權宣言》（一九四八年）清晰表達「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第一條），這裡「生而自由」不是指向人有權結束生命；而第三條明確地宣告：「人人有權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就安樂死課題，我們需要更多基督徒醫護工作者及病人、基督徒律師、基督徒學者等，發揮「使命基督徒」（不是傳福音或作見證），乃是表達更多合情合理的聲音，與公眾人士對話。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07.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