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羅民威、邢福增、劉澎、梁家麟
今年是中國建國六十週年紀念，然教會體制於內地的發展尚未健全。為進一步探究有關方面的發展情況，國際福音證主協會、建道神學院、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聖安德烈堂合辦了「管治與開放──中國基督教教會體制反思與前瞻」的座談會，由《時代論壇》總編輯羅民威主持，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副社長邢福增教授、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北京普世研究所所長劉澎教授和建道神學院的梁家麟院長以座談方式，探討現今中國教會體制的種種問題和革新，於十月十六日晚上假聖安德烈堂進行，超過二百人報名參加。
在進入討論革新的層面之先，邢福增先從歷史的源流作為探討的基礎，講述了教會體制於中國發展的變異：從多元到一元，再到一元之下再出現多元的狀況，他認為政制和宗教體系的改變是不能分開的。邢福增把中國六十年的建國歷史分成兩部分，分別為前三十年的毛澤東時期(1959-1979) 和後三十年的鄧小平及改革開放時期(1979-2009)。中國於毛澤東時期不斷進行革命，以烏托邦為目標，希望建設共產社會。當時政府推行計劃經濟，統一人民的思想，建立高度一元化的社會。文革後，鄧小平針對一元化體系進行改革，引入市場經濟，並放棄共產黨於五十年代站於道德高地控制人民的手段，解放思想以致人民可以接受新經濟思維。不過，邢福增認為政府當時於主觀上依然希望對人民維持一元的控制。
邢福增宏觀地敘述了中國政治體制的背景後，再提出幾個宗教顯著受內地政治影響而變動的時代。於一九四九年剛成立之時，內地仍接受歐美西方思想的引進，差會和教會等因而得以於內地成立。至一九五四年，黨政府開始驅趕差會，開始出現三自組織，一項愛國的運動，希望教會不同的宗派均宣揚愛國精神。但內地於一九五八年開始推行「大躍進」，一個邢福增稱為極左的年代，開始推行聯合崇拜。當時，內地取消了不同宗派的主持，強行把不同的禮拜堂合併。他舉例指北京原來有六十間禮物堂，被政府合併為四個分別設於京城的東南西北。邢福增說，這是一個非常激烈的改造，自從，三自組織直接管理教會。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後，三自教會都不能存在，於是出現地下或家庭教會。直至一九八○年，教會才得以重新開始發展，三自組織再次成立並主導了教會我的運作。但邢福增強調，教會於八十年代的重新乃建立於五八年那種極左的基礎之上，因此存在著結構上的問題。
在這個背景下，邢福增提出基督教體系於內地出現的三個變革問題。首先，內地的教會處於一元性的領導狀態，這與三自組織有密切關係。他解釋，很多人口中的「三自教會」實際上是「三自運動」，是一項政治運動，並非教會。政府希望藉三自運動使不同宗派的教會有大同的思想：反對愛國主義，學習愛國意識。共產黨原本想三自運動能諦造不同宗教的團結，但當時愈走愈左的政策不斷引發鬥爭，根本不能團結。於八十年代再次恢復教會時，三自組織不再提出反對帝國，只強調團結和愛國。雖然八十年代後的三自組織扮演著民間的組織，但乃有極濃的官方味道，不願受政府管理的基督教團體便自行三自組織之外的家庭教會。其次，邢福增形容今日中國出現了「宗派後」的教會，政府強行把不同宗派的教會合併因而出現岔口。內地政府規定各宗派不能標榜原本派別的特色、各大宗派不能作全國性的管理、不能與原來宗派聯絡、不能單獨出版、全部需參與三自運動以愛國為任務，表面上每間教會大同小異，但實際的不同仍然存在，在一元以下依然是多樣的。由於三自組織是一個運動而己，不能處理教會實質的事務，所以政府另再建立基督教協會取代宗派管理事務，通過這個組織滿足不同宗派的要求。不過，一些教會如真耶穌教會、地方教會和新興的教會等便對這個組織有離心力，不願跟隨。此外，在宗派後長大的年青教徒如何認識教會亦是一個問題。最後，這裡存在一個屬地的管理問題，這是一個共產黨的管理手段：「條塊結合、以塊為主」。他說，黨是「條」，「塊」就是於地方城鎮裡通過黨的領導，再通過政府領導教會。這是由於共產政府不容許任何社會組織能跨地域由上至下的管理活動，與政府形成敵對狀態，因此政府重視於每個城鎮的「塊」的官員如何管理屬地的宗教組織，把整個中國的教會變成版塊的模樣，變成地方教會的體系。他總結，中國政府依然希望社會能在一元的系統下被管理，但事實上在這個一元之下已出現不同背景的教會的多元特色。
劉澎教授接著更深入地探討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宗教變化，他認為在巨大不變的框架下其實內裡出現了大變化。他以四方面言述，首先是人數方面的增長。他說，人數所牽涉的是一個哲學的本質：從量變到質變，他不能確定今日的宗教信徒有一億還是三億，但人數的增長是肯定的。這些信徒從以往以農民、婦女、老人為主到現在的博士、教授、醫生、律師等的專業人士、知識分子，甚至很多官員信奉了佛教。劉澎認為隨著信徒身分的改變，宗教活動亦起了重大的變化。以往的宗教活動多是不受注目的，現在卻會在北京、上海等重要城市進行。一些教會聚會更會容納幾百人，一些堂主任會負責幾堂崇拜，即使家庭教會亦不再只有幾十人參與而已。教會現已能廣泛地參與公共領域的活動，如四川地震時，家庭教會便公開地進行賑災活動，成為人民的精神支持，為社會做善事。教會活動非只是私人的事務，而是對國家安定、和諧的貢獻。其次，劉澎認為國家對宗教的態度改變了。於文革後，鄧小平政府重新落實宗教政策，推動宗教活動。劉澎形容八○至八二年是「正常」的，包括教堂、廟等重新建設、運作，並進行職業化的變革。但到了八三至八九年則是「控制和反控制」的，因為宗教人士希望得到自治的權力，特別基督教發展得較快，於是引發中央大力打擊家庭和新興的教會。劉澎指出，面對政府對社會的控制，宗教又出現反控制的力量，教會反而於這時增長不少，這段時期的控制和反控制的鬥爭相當激烈。然後，八九天安門事件使江澤民於在位時推行穩定的政策，劉澎引述江的大原則為依法管理宗教，訓導宗教與社會主義協調。這個局而隨胡錦濤於○六年上位後出現變化，他以發揮宗教取代了原來控制宗教的政策，發揮宗教於經濟中的作用，對宗教鼓勵和防範並存。
最後，劉澎提出了學術界對宗教態度的改變以及民間力量的影響。於七十年代毛澤東時期，宗教受著很大衝擊，今日學者從重審視宗教的本質，把其放於政治大藍圖中探討，國家大量出版國外的宗教書籍，內地學者亦有自行著作。學者不再抽象地討論有神論或無神論，而是集中研究宗教的實際影響。另一方面，民間力量對宗教的影響日增，北京的宗教研究所正探討政府對宗教的控制是否合理、中國是否需就宗教立法等的問題。雖然這時議題的出現時間尚淺，但劉澎認為這是宗教於內地發展的未來方向。劉澎除了指出內地教會的變化，亦總括了出現變化的原因，包括宗教被壓迫下出現的需求、三自教會和家庭教會的鬥爭，政治改變對宗教政策的影響、經濟發展有助宗教參與公共事務等。對於將來，劉澎預視宗教於中國將是精神之柱、價值觀和倫理的站腳點，而宗教的發展將起向更私人化，非政治化的特色，因為愛國與信仰並無必然關係。
梁家麟則認為宗教於內地的發展空間是愈來愈大的，他指出，雖然過往的宗教政策時寬時緊，但寬的時間是較多的，關鍵在於政府實際上並非按本子辦事的。他提出了幾個原因：第一，內地官員的教育水平正日益上升，更多的大學畢業生進入了宗教部門，因而對宗教抱較開放的態度，對人民的思想更尊重。第二，中國政府制定的宗教條文過於不合理，如十八歲以下人士不可信教，實在難以於法治社會實行。然而，這些條文相當複雜，亦難以於短期內作出修改。第三，事實上，官員對於宗教的違規事件的處理並不嚴謹，因為必要性根本不大，執行的成本亦很高，因此家庭教會得以發展，尤其於大城市的官員更不願意處理這方面的事情。梁家麟認為政府當下既怕宗教自由的蔓延會影響政府，又怕加以控制會破壞和諧，極之需要平衡。他認為若能取消三自組織，減低對教會管理的重疊架構，應該可以對教會的結構有正面的影響。他總結，今天的中國正在走「小組教制」，但他期望教會內部能作出改革，從長老制轉成會眾制。
【重溫聚會錄影】
（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每日快拍，2009.10.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