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九香港教會普查」數據反映，全港基督教堂會提供不同類型的社會服務項目達63.9%（佔全體堂會數目）。
一直以來，教會實踐社會服務有三種不同的取向。第一種立場為「後果論」，基本認為教會只要專心傳道，信主的人多了，就會成為好人，於是好人自然會做好事；根本不需要所謂「服務」。事實是一個社會或地區多了基督徒人數，不表示社會就能自動轉化。就以南韓與香港作一比較，南韓更正教徒佔整體人口之18.1%，而香港則不超過10% （「二○○九香港教會普查」反映為 6.2%至7.8%之間）。按照「二○一二全球廉潔指數」，香港排十四位（得分77），而南韓排四十五位（得分56）。當政府高官多了基督徒，政府施政不見得因而有所改善？ 「後果論」不會帶來社會結構或實質的改變。
第二種立場為「橋樑論」，支持這種看法以基要派與福音派居多，社會服務只是手段而已，為的是要達成傳揚福音目的。最後一種立場為「伙伴論」，理解社會責任（包括社會關懷、社會服務與社會行動等）與傳福音同為整全使命之內容。口傳與身傳，兩者於見證信仰同樣重要。《開普敦承諾》（The Capetown Commitment） 表明：「整全的使命意味著察驗、傳講並活出聖經真理，福音就是神的好消息，是藉著十字架和復活的耶穌基督傳給我們個人、社會和受造之物的好消息。這三方面都因罪而有破碎和痛苦；這三方面都包含在神救贖的愛和使命之內；它們必須成爲神子民之整全使命的部分。」現今所謂「整全使命」（Holistic Mission或Integral Mission）基本不分靈性與身體，我們不能以分割的心思來參與社會服務。
自香港開埠以來，基督教一直透過開辦不同服務，建設香港社會。筆者年少時居住的「明華大廈」，乃以香港房屋協會創辦人之一聖公會何明華會督命名。我早期接觸的「香港小童群益會」（一九三六年成立），首屆主席也是何明華會督，他與一些熱心公益的基督徒與社會人士所組成。從歷史來看，基督教在香港社會服務方面，是重要的持份者；但可惜地在日後社會服務「管理主義化」之下，教會的社會服務走向了不斷倚賴政府資源的困局中。教會失掉了原來承辦服務的主導性，只淪為外判服務的「伙伴」。
盧龍光牧師曾發表一文〈教會的社會服務到了進退維谷的處境〉（《思》一二○期，二○一一年五月）：「過去在殖民地政府之下的發展，教會不自覺地陷入了結構、規劃、組織和制度的陷阱。教會當然要發揮社會服務的功能，教育的功能等等，但是教會沒必要一定要辦學校，尤其是政府津貼的；也不須要辦社會福利機構而接受政府資助。頭栽進去了，自以為是政府的伙伴，卻原來只是伙計。後來還加入了商界，分明是多了個老板，誰願意付錢，誰掌握了權力，誰就是老板，而教會便不自覺做了政府和商界的伙計，還自以為是伙伴。」
另一問題便是「服務專業主義化」，「社會服務不必然一定由專業人士提供，最重要的是令整體教會對社會關懷，令整個社會也參與社會投資，而不是由個別機構或專業社工壟斷了社會服務，更加不應被政府壟斷。」「有些工作只有專業社工才可以做，這是不錯的；但大部分人需要的服務卻不是制度化、結構化、專業化的，而是互相關懷、接觸和鼓勵，提供機會，以致達到一個互愛互助的社區網絡。」
這現象造成了社會服務愈來愈昂貴，服務做得愈好，便需要聘請更多專業社工提供專業服務，而政府與教會投放的資源多了，然而社會裡真正需要服務的人卻不能得著，問題在哪裡？
（待續，這是筆者最近一篇「社關主日」講章之部份，抽起了經文，現分兩期刊登。）
（轉載自香港教會網站。作者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3.09.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