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領運動」（或「雨傘運動」）仍在演變當中，最終達致結局如何，沒有人能充份掌握。當筆者作為同情與支援這場運動，作為「非局外人」，也不是有份於決策或組織的任何位置，嘗試就參與中的反思，拋出來與各位探討，我從所站的位置所思所言，必有主觀與偏頗程度。
定性與參與
「佔領運動」無疑是由「和平佔中」運動引發而起，九二八凌晨「佔中三子」宣佈提早「去飲」，我也身處政總現場；然而當日黃昏警方封鎖現場，導致大量聲援群眾不能進場，又在誤判形勢下施放八十七枚催淚彈，帶來群眾的佔領路面「遍地開花」。
「九二八事件」明顯是整場公民運動的分水嶺，教會領袖嘗試定性與理解，就不能簡化地把事件看為「佔中事件」。政府於十月廿一日與「學聯」對話，並非與「佔中三子」談判，金鐘佔領區的領導權已非「佔中三子」可操控。
有大部份教會領袖仍抱著舊有不變的思維來理解這場運動，如有領袖簡易定性「佔中」是政治事件，所以教會不宜參與這場政治運動。筆者多次表達「政教分離」乃指向「教會」與「政府」兩個組織與權力中心的分隔（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並非表示「教會」與「政治」的分開（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politics）。當任何公共課題（如政改、新界東北發展、歧視條例、賭博條例等），直接或間接影響大多數港人時，不同教會因應其身處社區（如新界東北區教會在新界東北發展議題理當關注更多），或辦學團體的宗派對「校本條例」、「國民教育」課題，有更積極的發言權。
當中央政府簡易定性現今「佔領運動」為「顏色革命」，大多港人不會接受；同樣當教會領袖定性這場史無前例的公民運動為「政治性」，年輕一代不會接受，也有部份成年信徒不能接受。過去三週，筆者於金鐘佔領區，接觸來自不同宗派的教牧與信徒，大部份直率表達內心對建制教會或領導層的不滿（當然，筆者也體諒與明白教牧的困難所在）。
當教會領袖面對同志爭取平權運動，教會領袖高調地動員信徒表達意見及參與，定性這樣參與是「倫理」課題，所以教會應當維護。筆者早年接受這些簡易定性與劃分，隨著日後的參與及反思，愈來愈感受這些論述在思考方面是「古靈精怪」，不能令有常識人士信服。
政治課題也是「倫理」課題，當教會參與討論任何性倫理或家庭課題的公共討論，教會其實是參與廣義的政治活動，教會不應參與是狹義的政治活動（如為人助選、或教會領袖參選、或支持某些政黨等）。教會要維護婚姻與家庭，這也是筆者認同及參與（利申：我是「維護家庭聯盟」發起人與「維護家庭基金」董事）；同樣教會也要維護人權與公民權，教會領袖簡單定性涉及這些課題為「政治性」而可以不理，自然難令教內外人士信服。
也許教會領袖誠實地表示，教會限於資源，不能所有議題要發言，也不能樣樣參與。有些課題我與所屬群體關心不了，如果有其他教會或信徒關心，我們表示歡迎，總好過教會領袖自我定性這是「政治性」或相對的，所以不用關注及參與。當教會領袖聲稱群眾集會是「祈禱音樂會」，外界會視之為反對性傾向歧視集會；同樣我們的愛家「巡遊」，公眾會看為「遊行」一樣。教會領袖不要以為重新命名就能改變公眾對這些活動性質的理解。我們教牧與信徒參與「七一遊行」就等同政治示威，參與「巡遊」則不是政治活動，筆者與不少人看兩者根本沒有分別，兩次「遊行」我也參與。
是時候，部份教會領袖要放棄「語言偽術」，或如羅秉祥教授文章〈教會撕裂，因為對「向政府施壓」持雙重標準〉反映的「雙重標準」。對不少有識之士或年輕一代而言，建制教會在「佔領運動」中對警方濫用不必要武力對付群眾，也不敢予以譴責，卻抱著所謂「政治中立」不講，肯定予人前後不一的「偽善」觀感。
廿五年前的北京學運與六四事件，本港教會大多表達支持學運，我們要問：「為何當時教會認為可以參與與支持，如今本港學運卻不能參與及支持？」這廿五年來是我們的神學思考變了，或是我們對現今政權的政治現實變了，這是我們該思考的。當溫州教會被拆十字架，這明顯是侵犯宗教自由，我們為何不敢維護內地信徒合法的宗教權？（待續）
（轉載自香港教會網站。作者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4.10.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