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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非暴力抗爭已被賦予光環，並為行動者加冕時，我們再提問：「在抗爭中，暴力手法是否必然是錯的？難道我們只能坐以待斃，被有權勢的一方以暴力的對待默默的忍受呢？『非暴力』真是基督徒在抗爭中的唯一選擇嗎？我們有甚麼可選擇的手法呢？」這仍是有意義的問題嗎？既然，在抗爭中，我們總是高舉甘地、馬丁路德金，並指摘「暴力」抗爭者為暴民時，那麼這種討論又代表怎麼一回事？既然，「抗爭就是要爭取就應得的權力；抗爭就是要推翻現有的不公平制度；抗爭就是要反抗現有的霸權勢力」，那麼抗爭為甚麼仍要強調非暴力呢？這是我們進入討論前，必要正視的問題，特別當愛字頭成為正義聯盟、建制派堅持「反暴力」、「依法」只能接受「以胸襲警」，那麼「非暴力」與「暴力」何以見得有區別。¹  或許，我們可以藉禤智偉〈「耐性作為法門」－－尤達的和平知識論〉²  一文進入有關討論。筆者認為當下問題不在於選擇甚麼方式回應（這才是離地的討論），而是行動者常陷入無思之惡，故此本文重點是討論應如何思考以上述課題，至於具體行動可參禤智偉文章。³

　　禤智偉在文中對「暴力」作出基本的分析，⁴  並指出不少哲學家力圖把暴力建基在非道德性（amoral）的定義上，之後才進行具體的倫理辨識，禤智偉認為這仍然不能除去「暴力」一詞當中的負面意義，也即此行為須受道德評斷，而行動者要擔上道德責任。⁵  因此「暴力」儘管不一定是貶詞，但當加諸在行動或行動者身上時，卻總帶有負面的指述，致使行動者要證明行動的正當性及必要性，否則將受眾人責難。於是被標上「暴力」的名牌後，一方便馬上搶佔道德高地，而被標示者只能捲入舉證清白的旋渦中。這樣看來，上述人士的「反暴力」行動，以至其倡導的「非暴力」信念，只是便於標籤對手。如此說來「非暴力」只是達到目標的手段。筆者認為在此先要回應兩個問題，分別是：從神學而言應如何面對「暴力」？如何脫離「暴力」的影子下思考「非暴力」的神學？前者，可藉禤智偉引用尤達（John Howard Yoder）的神學作出回答：「尤達的結論是，對暴力的神學性『批判』（critique）——應說『審判』（judgment）——不在於道德譴責、或在原則上質疑其正當性。回應暴力不能靠概念性的思辯手段，而需要去具體『克服』（overcome）它；不是去『理解』（understand）它，而是要『忍受』（undergo）它，這就是耶穌基督以十架『克服』暴力、打破暴力循環的方式。」⁶  後者更基礎的提問是：何以「暴力」及「非暴力」在抗爭上會彼此弔詭地共存？這是因為「暴力」及「非暴力」作為謂語若是偶然存在，就沒有基礎。這正是問題重點，非暴力抗爭非出於事物本身，並無其必然性，故此是可有可無的。這也是基督徒思考抗爭時常犯下的問題，因為離開三一上帝的經世活動，基督徒只可從果效考量抗爭行動，換言之，「非暴力」只是手段的考慮，而落入此思路時，我們其實沒有信仰理由去不值正義聯盟召集人李偲嫣的「愛主」行動，畢竟彼此都是藉「非暴力」為由，去合理自己的行動。筆者認為只能藉上主創造、拯救及終成圓滿去討論，也就是從三一經世活動來決定，當然這基礎是由內契三一所規定的。

基督體現脆弱成復和關鍵

　　父上帝始發（initiation）萬物，在子裡及透過靈作為創造中介傳遞行動，但亞當及夏娃背叛上帝，令人被趕出伊甸園，但這沒有中斷三一上帝的創造計劃（project），儘管群體中個體之間出現了扭曲的關係，既破壞個體的生命，也破壞群體的生命，但上帝卻施行護佑（providence），以及拯救的工作。由此看來，「墜落（the Fall）的意思是指到對上帝恩慈的應許的背叛，結果帶來道德上和物質上的連串災難性後果」，⁷  創世記第四章便見證在上帝護佑下，罪的勢力同時滲透整個世界，也就是在墮落的世界裡發生的暴力事件：該隱殺了亞伯。在此意義底下，「護佑便在一個墜落的世界裡成形，上帝的目的是繼續支持（uphold）及完善（perfect）這個世界，故此，護佑便以保存（conservation）和朝向救贖的運動這種形式表現出來」。⁸  這是說罪影響創造邁向正確的目標方向，但墜落還是阻撓不了父上帝計劃之目標，朝向終未的走向裡，遂要求三一主以不同的方式工作，即復和作為導向（reconciles as well as directs）。根頓（Colin E. Gunton）定性該隱這第一個謀殺者的故事，乃是道德混亂的典型，但在被逐之中，卻仍見到護佑的工作，即在混亂／暴力的力量被容許不束手無策下，護佑仍保存那謀殺者——那罪人中的罪魁——得以被保護免受進一步的懲罰。⁹  但故事並沒有在此作結，因為根頓更明確地說：「上帝的護佑以呼召某些獨特的群體的形式出現，為的是實現祂應許的拯救。」¹⁰  這最先一個便是亞伯拉罕，拯救故事的發展便揀選以色列民，¹¹  他們體現上帝的恩慈，是克制了在該隱故事及日後關於人類復仇、以暴易暴的嚴苛對待。¹²  在此脈絡下，逃城是上帝護佑的行動，使人在墮落世界中不至自我毀滅，這是一個可見、時空下的地域，為的是終止墜落世界的統治規則，或宣告其影響力在此地失效，這規則便是以暴易暴、仇恨相待。在這地域中，並非藉武力自我保護，而是信賴上帝的說話。換言之，這是脆弱性（defenselessness）¹³  的地域——指面對強暴的世界而言，同時也是對自身而言。逃城打破暴力循環的必然性，而其護佑性同時道出其抵抗性，更中止我們想當然的公義（justice），即體現超越公義的戲劇性——是展現出醫治、復原、修和及更新轉化原來破碎了的生命，是在時空下活現滿有寬恕、復和之愛的團契。故事隨後的發展是亞伯拉罕依賴三一上主的應許進入異地、其後裔依賴上帝的介入進入強敵林立的迦南，武力似乎並未為以色列帶來祝福，就在掃羅、大衛和所羅門兵勇、糧足之時，罪惡正撒下種籽，結果要待流放之時再次重拾本原召命，在強暴的異教勢力下，活出全然依靠上主應許的生命，也就是一種脆弱性的生命，而這個拯救的高峰便在聖子，且延續於由其建立及由聖靈引導的教會之上。

　　三一經世活動的高峰自然聚焦在耶穌基督身上，而其言說－行動就是上主自身的言說－行動，同時體現上主自身的生命，在耶穌基督裡這種脆弱性，成為復和的關鍵。¹⁴  威化（Denny J. Weaver）分析保羅的信息，認為其不僅見證耶穌的生命、死亡和復活改變個人在上帝面前地位，同時耶穌基督帶來一個新的世界、新的社群、一種新的人類關係，而這是建基在和平（peace）與和好（reconciliation）之上，而不是根源於恐懼和敵意（antagonism）。¹⁵  這全新的消息，有別於舊世界的信念，耶穌基督已可見地撕裂，那些分裂我們與我們鄰舍的圍牆－－就是從所有的謊言和不信任、憤怒和怨恨、嫉妒和仇恨中拯救我們，而這是在上主與他者的和好下進行，於是我們被釋放，可以毫無保留地去愛上帝、我們的鄰舍－－甚至我們的敵人。¹⁶  換言之，這福音好消息中的「新」（new），對世界來說是陌生及不可能的、是與舊世界徹底決裂的事件（event）。耶穌與邪惡勢力爭鬥，但祂是由順服父上帝而獲得能力來發動與邪惡勢力的爭鬥，這充份體現在十字架這高峰上，祂的勝利在於其拒絕使用武器、拒絕做出任何違背父心意的事情。¹⁷  「耶穌的勝利是神聖的勝利，得勝在於透過人的忠誠和徹底全然的不妥協，這只有藉那加力的［聖］靈才能成事。」¹⁸  聖靈帶來新奇的事、新奇的體會，而這新奇之處在於其成為福音真理可見的標記。¹⁹  禤智偉清楚洞見癥結所在：「基督所體現和啟示出上帝對待世界／世人的方法，已經將忠心事主和功效成果（efficacy）之間的計算切斷——不是說，只要忠心就可以不顧後果；相反，忠心與否不是以計較眼前的成效來衡量——因為上帝克勝罪惡，是通過復活（對挫敗的平反）來實現，而不是即時地伸張主權，拯救義人免於危難而倖存。」²⁰  藉「強力」（strength）、「武力」（force）及「暴力」（violence）來達到目的，²¹  這是舊世界熟悉的方法，但耶穌基督體現的脆弱性，正是與墜落世界有著明顯的區別。²²  因此，這正是我們回答前述問題的準繩，換言之，暴力與非暴力的抗爭都要置於此之下審判。

教會：抵抗？不抵抗？

　　我們對「暴力」要受審判或許沒有異議，但為甚麼「非暴力」同樣要受審判？因為若「非暴力」只是藉否定「暴力」而存在，那麼它仍會延續舊世界的特性，於是「暴力」與「非暴力」乃呈現「工具性特點」，而抗爭的勝利者在於壟斷此工具。當「（非）暴力」藉工具性體現其基本特徵，於是便需要另外的目的來指導它，其自身不能成為目的。簡言之，這需要其他東西證明「（非）暴力」的必須性及合法性。這也是上文提及其沒有必然性的原因。耶穌基督帶來的新規範，卻是由其三一自身開展出來，於是其體現的性質便有別於墜落世界的規範。也就是說，構成「非暴力」的基礎，是委身於活出耶穌基督那不作抵抗的生命（without defending）及復活的故事，也即要與舊世界的社會秩序區別開來。²³  但這是否意味社群退縮、撤離的立場？事實上這種有別、分離正是一種抵抗形式：分離（separation）實際上是參與和與世界的接觸（involvement and engagement with the world），也是為了使忠心教會成為鄰舍可見的見證。²⁴  教會見證新的實在（reality），也是「（非）暴力」不能與當下社會秩序的結構和面貌等同。相反，教會要發展作為對比的社群，這是藉聖靈塑造忠於耶穌的故事，其存在作為公共的結構，就是要自分離及區別的位置與社會秩序互動。²⁵  威化一再強調，從社會秩序下分離或區別，並不是本質上的撤離，反之，是站於參與或見證人的立場，故此，教會若被周圍領域同化便不能擔當見證人之責。²⁶  進一步而言，這種分離及區別正是一種抵抗——不抵抗與抵抗在此互相定義，就是不抵抗地抵抗及抵抗地不抵抗（nonresistant resistance and resistant nonresistance）。²⁷  基於上述的神學分析，筆者認為，教會應放棄選委的席位，要討論這方面的問題，留待另文詳述。簡言之，教會無論以任何正當的理由／目的（「加深被茅躉王侵蝕」、「要改變現狀」、「繼續在已被基督戰勝的黑暗下對抗黑暗」）參與時，便成為現存制度的延伸，更直接說參與十席便是共謀了。（編按：參陳韋安博士一四五六及一四五七期「時代．粉紅」專欄）那管再美好的理由／目的，事實只是自我陶醉一番，用同樣邏輯那是否應「參與」納粹屠殺猶太人的行動？因為我可以說「它實在是教會可以嘗試盡力的行動——教會可以嘗試盡力打好這場茅波」。用同樣邏輯我們何以勸止基督徒警察，在社會運動前線執勤時，拒絕上司的合法但非人道的指令？反正，他大可說「我積極參與也同樣是個正義的做法」、「嘗試在有問題的遊戲規則中爭取最大的正義或至少減輕不義」。其實，當陳韋安認為基於「耶穌基督已經改變這個世界」，故此教會須參與十席改變社會時，便忘卻了基督的脆弱性，事實這是一種錯誤的終末論，其錯誤不只在於他指出「任何不打算改變現狀的倫理——若不是淪為失去盼望的倫理——就是錯誤、狹義的終末論底下錯誤理解教會行動與見證的倫理。」同時，也可以是錯誤地忘卻了十架與復活的辯證關係，是弱勢中的大能、十字架上的榮耀，這是處於及活在一種張力中，而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論者往往陷入參與不參與、改變與不改變、行動與不行動的二元論中。

　　事實上，正是因為上帝是有力地抵抗邪惡，故此神的子民能作不抵抗的行動。²⁸  紐費德（Thomas R. Yoder Neufeld）認為按聖經的見證，抵抗及不抵抗是千絲萬縷地交織一起，不能簡單地被另一方吞噬，這是要求我們的思想要保持在這兩極之中，²⁹  否則不抵抗不再是來自創造力和愛，而是藉意識形態驅動，甚至成為過於樂觀的理論或社會變革的戰略。³⁰  當然紐費德也提醒不抵抗既不是允許變得被動脫離，從受苦、破碎和暴力的世界中撤出，也不是在不義面前放下憤怒。³¹  進一步來說，若抵抗及不抵抗吞噬對方，那麼將會忘記了抗爭最終不是在乎「血氣」（弗六12）；忘記了我們是在與權勢抵抗、是通過忠心的忍耐和充滿盼望的愛（帖前五）的踐行，對權勢作最深刻的攻擊；忘記無能（powerlessness）的力量；忘記了，要信靠復活的主，而不是藉自己謀略替代。³²  當基督徒藉其見證、公民抗命、伴隨那些受苦者及對當權者言說不受歡迎的真相時，那麼便呈現某種對抗形式的抵抗，因為這將挑起當政者的憤怒。與此同時，當我們把自身呈現開放、脆弱、及耐性時，這便成為不抵抗，而這種抵抗的方式是神性的愛，在仇恨和敵意的世界中積極、帶勁的踐行。

　　對筆者來說，今天的問題不在選擇方法，而是基督徒因過去幾個月的震盪，促使進一步在自我防衛和憤怒報復下，陷入特權和權勢文化的麻醉，這「麻醉」令基督徒失去清醒去辨識有甚麼不妥之處。耶穌基督宣講、活著及死亡帶來和平的福音（good news）在香港的具體意義，是要把我們從深刻的帝國幻想和冷漠中喚醒我們、是要我們離開敵意和貪婪的文化、是要否定豐裕、安全和權勢的承諾、是要呼召人不抵抗地抵抗及抵抗地不抵抗，如此我們才是受邀跟隨耶穌。³³

編按：分題為編者所加。

（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5.08.27）

1. 這方面筆者認同許寶強的分析，他藉哈維爾（Václav Havel）及阿倫特（Hannah Arendt）的視野，洞察極權政治的本性，就是這種制度只能以空洞的言辭支持，於是在以謊言為本的體制裡，造成只有空談的人才能掌握權力。許實強認為這種手法正掏空了「法治」、「民主」、「暴力」等的含義，同理，筆者進一步認為這同樣掏空了「非暴力」的革命性內涵，只留下一堆陳腔濫調、扭曲了的詞彙。更重要是失去本原革命（original revolution）的意義，而許寶強對革命的指述：「革命也者，是與舊社會關係、文化價值與制度結構徹底決裂，從中建立新的世界。」筆者認為此種徹底（radical）決裂更應體現在信仰群群之內，這方面待下文再述。同參許寶強：《常識革命：否想「雨傘運動」的三宗罪》（香港：進一步，2015），頁78。

2. 禤智偉：〈「耐性作為法門」－－尤達的和平知識論〉。《山道期刊》卷十七第一期（2014年7月），頁100-128。

3. 筆者常聽見一種回應，認為如禤智偉等人提倡的身體／肢體政治（Body Politics）並不具體，要求他們提出更「具體」的行動方案，對此，筆者要指出是否真的存在批評者尋求的東西？他們又是否真的接受「具體」方案？每次社會行動中總突然發生數不盡的事情，而這不是必然地重覆出現，行動者就在「即興」中回應，如此方是真實的抗爭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