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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講場文章(至2017年2月14日)

團契與蛻變

一、團契的誤解

約聖經作者常常用「團契」(koinonia)這名詞來形容教會生活。可是,團契在今天的教會裡,被約化成一種聚會形式。團契是崇拜以外的活動,特點是同齡或同階層的基督徒在某段時間一起聚會和聯誼。亦因此,團契是帶新朋友到教會的「第一站」,或弟兄姊妹彼此取暖的地方。當團契變成聚會而不是基督徒的生活,它若沒有傳福音果效,小組、XX課程、以未信者為目標崇拜就會取而代之;它不能提供取暖的功能,參與的人便會轉向其他私人聚會或群體,棄之敝屣。可是,聖經中的「團契」,精義在價值觀及生活實踐,而不是一種聚會。

  新約裡面的koinonia,是我們與上帝生命的連結(約壹一3-7),是基督徒從耶穌基督的救贖及聖靈的臨格帶來的共同生命(腓二1,三10;林後十三13;門一6),這生命又藉聖餐(林前十16)及共同生活(徒二42)呈現出來。Koinonia更加是對有需要的人,獻出物質的幫助(羅十五26;林後八4;來十三16)。因此,團契不是聚會,它是我們因著上帝及耶穌基督的愛而來的連繫和交流。聚會可以生生滅滅,但教會若沒有了「團契」這生命特質,我們可懷疑她到底有沒有接受基督和聖靈。

  另一個我們常聽到的批評是:團契太內聚了。因此,將團契與蛻變兩者連繫起來,有人可能想到的是:團契需要蛻變。但我卻希望指出:團契能帶來蛻變。團契生活內聚,究其主因,乃我們將之看為崇拜以外的交誼聚會,而忘記它原本是基督徒的生活精神。不過,即或筆者強調團契是一種生活精神,我們自然也會懷疑「連結」何來產生轉變的力量?我希望用兩個例子去說明為何團契精神能帶來蛻變。

二、初期教會帶來的蛻變

  第一個例子是初期教會的生活。筆者在前面已指出,施贈及關懷有需要的人是初期教會團契生活的重要精神。歷史學者布朗(Peter Brown)在Poverty and Leadership in the Later Roman Empire一書中,指出羅馬帝國的「慈善」傳統,是由非常富有的公民和政商領袖,因著揚名及做善事的心態,而捐贈財富給城巿,建設公共設施或神廟。當時,他們並沒有扶貧的概念,善事是為了自己的名譽。可是,當基督教出現後,基督徒的生活模式,令「貧窮人」成為關注的重點。各地的主教的重要任務,便是代表教會照應社會中孤寡貧病的人。教會在崇拜程序中,也會為貧弱者代禱。如此,「貧窮」這問題便不再是個人的事,而被提升至「群體」之中。更重要的是,教會關懷貧窮,財力並不能與巨富權貴的捐獻相比。信徒群體最多也只是經濟不太充裕,時刻會重新墮入貧窮的中產階層。可是基督徒關懷貧窮人,卻一下子將做「善事」的概念普及起來,令它不再只是社會精英的「玩意」。他們也將「善事」由興建浴場、圖書館、劇場、神廟的「硬件建設」,變成以人為本的服務和關懷。布朗更指出,隨著愈來愈多富裕階層成為信徒,主教及教士更多在祈禱和講道指出基督徒要留心貧寒人的需要,甚至指摘基督徒對窮人的壓迫。他認為這是對貧窮人的充權及文化批判,是一種倡導式的革命(an advocacy revolution)。最後,初期教會的種種工作,在羅馬帝國承認基督教後,被制度化起來。帝國主動建立醫院,撥款給教會進行扶貧和慈惠工作,甚至曾經下令解放奴隸。如此,教會微小的團契生活,最後帶來重大的社會轉變。

三、約翰衛斯理帶來的更新

  除初期教會外,另一個值得注意的例子是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和循道運動。筆者得指出,現代教會的團契聚會,其概念乃源自循道會的班會(class)。在十八世紀以前,教會的聚會基本上是圍繞崇拜及聖餐進行,並沒有其他相交、分享性質的聚會。但約翰衛斯理受莫拉維弟兄會的「教會中的小教會」(ecclesiola in ecclesia)思想影響,在崇拜以外組織班會,讓弟兄姊妹在那裡彼此見面、分享、查經和彼此代禱。更值得注意的是,循道運動的班會不單是小教會,它們更向參加者(多是城巿的低下階層)分享食物、提供健康的娛樂活動、主日學、就業幫助,以致經濟支援。循道會的「小教會」工作,甚至被認為是令英國這個高度工業化的國家,避過了共產主義革命的重要原因。正面來說,它的確是將英國殘酷的資本主義剝削,緩解成較可忍受的制度;也為現代的社會工作制度奠下了基礎。不單如此,它也在窮人階層中,帶來福音果效,改變了他們的物質、心靈和道德生活狀況。

  今天,社會瀰漫悲觀情緒,但教會的見證告訴我們,小小火焰,照耀明亮,點滴的改變就由那裡開始。(使命商道論壇系列之六)

二○一五使命商道論壇「團契.蛻變」,於十月廿四日在城景國際酒店舉行。詳參豐盛社企學會網站:www.fses.hk/bamf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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