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後殖民香港政治或當今以美國為首的反恐戰事，於求同存異和互相包容的跨宗派對話的大前提之下，本文嘗試再退後一步。一方面教會可考慮接納（但不須要授權）基督現實主義者個人會因為回應屬天召命而參加各種國家權勢政治的可能，另一方面我們或要禱告謀求一個合宜的方案去「牧養治理」（shepherd-govern）他們，與他們同行，共同見證基督才是那真正統管地上所有權勢和國度的王。
本文嘗試再從一戰戰敗後，德國民主黨創黨黨人和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 1864-1920）死前有深切體會所寫的〈以政治為召命〉（Politics as a Vocation, 1919）文章，點出基督現實主義者的倫理矛盾和內在張力所在，點出基督現實主義者的人格複雜性和精神壓力來源。
「以政治為召命」的深層次矛盾
韋伯一開始便清楚界定國家政治和召命。他先同意蘇俄布爾什維克（Bolshevik）先鋒黨徒拓洛斯基（Leon Trotsky, 1879-1940）所提出的「每一個國家的奠基都源自武力」（Every state is founded on force）的說法，再提出「國家」（state）為「成功宣稱壟斷合法使用武力的人類社群」（a human community that [successfully] claims the monopoly of the legitimate use of physical force）的定義。1 他並且認為以國家政治為業者的魅力在於他被認同為那「被內在呼召的領袖」（the innerly ‘called’ leader），而這「呼召」（calling）便成為從政者「德性」（virtue） 和人格的必然部份。 2
看來韋伯不但沒有否定「召命」本身所含的基督教屬靈意義，他更認為這種來自人心靈深處的「呼召」對先知、政治家和戰爭領袖等人物的「魅力」（charisma）的構成扮演著不可或缺的部份。這是因為「呼召」來自那些神秘和超自然力量；即屬靈領域。從政者的決策和行動的支點便跟這來自祂力的「召命」不可分割。
然而，韋伯明顯提到基督信仰與國家政治實屬互相矛盾和衝突的兩種倫理，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基督福音的倫理核心實為「登山寶訓」（Sermon of the Mount） （太五至七）。由於「登山寶訓」所要求的「愛敵人」、「積財寶在天上」和「不論斷人」等和平主義和自我制約的倫理實與國家政治中的罷工施壓、革命手段和戰爭等現實主義衝突自我實現倫理互相排斥和對立，以政治為召命者便無法逃避當中的張力和爭議壓力。3
二、由於「政治的決定性手段是暴力」（the decisive means for politics is violence），國家政治的倫理便是以結果決定一切手段的可能。這不擇手段的工具理性便跟基督信仰中只求手段合乎信仰原則，結果交給上帝的「天祐」（providence）觀念有所矛盾。4 由於要不斷攻擊政敵和指出他們的不是和弱點，以政治為召命者便無法逃避要去面對當中的張力和爭議壓力。
三、基於早期基督徒所確認的「世界由惡魔所管轄」（the world is governed by demons）的屬靈現實，這會使從政者為了奪權和使用武力的原因去與各種「邪惡殘酷權勢」（diabolical powers）接洽。從政者便自然會遇見「善的結果不是善和惡的結果不是惡」的「非道德」（amoral）的但自然的因果關係。5 這便容易置以政治為召命者於助紂為虐和欺善怕惡的情景和爭議壓力之下。
四、國家政治必然涉及使用各種各樣的暴力和手段去為今世的事情作爭鬥，這便跟基督教會所教導的另外國度（即天國）有衝突張力。如韋伯所言：「這張力會每時每刻導致不可復和的衝突。」 6
總結以上四點，以國家政治為召命者不單倫理上違反基督福音倫理，他們的作為更會自然引起教會的非議和否定。就是這種無休止的張力衝突置基督現實主義者於持續的爭議壓力之下。他們也要自然面對持守信仰與追求權力之間的內在矛盾和衝突。就是這種內外張力和人際壓力促成了基督現實主義者的政治屬靈特性。如果我們同意上帝仍愛基督現實主義者和願意使用他們的話，我們便要考慮於不擾亂教會的基督福音倫理和準則去尋找另類方法去牧養治理他們。
（作者為英國巴斯大學政治、語言和國際研究學系副教授）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6.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