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先生近期的言論，他認為港人真正的本土情懷是熱愛香港；關心港事，包括政治、經濟、民生；珍惜愛護香港的價值、社會制度與秩序。曾司長的網誌嘗試以手足情誼（brotherhood）來定義港人強烈的本土認同1，其後他在另一篇網誌又以「所羅門的審判」中那位愛惜兒子的母親2，來申說本土人應有心懷，指出為母之道（maternity）「不會接受兒子被劏成兩半，更加不可能接受由自己充當劊子手」，旨在說明年初一晚旺角的滋事者並不「本土」。3
以「為母之道」（maternity）做比喻，預設了人與生俱來的骨肉親情，即使世道艱難，犧牲自己的好處也不會動搖分毫。但「為母之道」這人性本質並非一空依傍地存在，它動搖與否跟處境中的社會政治狀況息息相關。所羅門斷案的謀略能夠成功，在於案中苦主的母愛凌駕其他考慮；若母道崩潰，所羅門也不會知道兩個婦人的真正身份。但同樣重要的是，母親的身份也預設了一個人能夠踐行母道的社會──當中最低限度有王能夠斷案，人能夠相信審訊可帶來公義。
所羅門的案件中，為政者依賴母道不被動搖的事實才能夠明辨是非；同樣，苦主也預設了一個能夠讓人實踐母親身份的社會。以此比喻香港的本土身份，曾司長強調了其中一面──港人應無條件珍惜愛護香港，好像母道在挑戰中仍不被動搖。司長大概明瞭為政者其實完全依賴市民擁抱健康的本土情懷，才能夠有效施政；但司長卻似乎忽略了若沒有合乎常理的社會條件，所謂健康不暴力的本土情懷是不會增長，甚至無以為繼。
所羅門的案件應該與列王記下六章24-33節平行閱讀4。兩段敘事相似之處──兩個婦人兩個孩子，其中一個已死掉，婦人將冤情帶到王面前。
「亞蘭王便哈達徵召他全部的軍隊上來圍困撒瑪利亞。於是撒瑪利亞發生了極大的饑荒，敵軍繼續包圍，以致一個驢頭要賣九百克銀子，兩百克的鴿子糞也值六十克銀子。以色列王在城牆上經過時，有一個婦人向他呼求說：『我主我王啊，救救我！』……王對她說：『到底有甚麼事呢？』她說：『這婦人對我說：把你的兒子交出來，今日我們好把他吃了；明天我們可以吃我的兒子。於是我們把我的兒子煮了，把他吃了。第二日，我對她說：把你的兒子交出來，我們好把他吃了。她卻把她的兒子收藏起來。』」
在這可怖的城裡母道已經瓦解，人吃人成了新的常態，兩個婦人（可能也包括她們丈夫和其他家人）先分吃一個孩子，相約再吃另一個。但有人破壞合約精神，把自己的兒子藏起來。藏起來是為救他性命，抑或有更險惡的原因（留來獨食），敘事沒有交代。
列王記下六章敘事中的以色列王約蘭，並不能如所羅門一般智珠在握，一方面是固然是因為他對圍城束手無策，更是因為母道崩潰標誌著社會上其他形式的信任早已蕩然無存。價值顛倒，連最可信賴的骨肉親情也不復存在，則統治者代表的行政秩序和司法制度已是毫無意義。
社會生活和秩序在饑荒中先行瓦解，隨後是「為母之道」崩潰，而不是相反的次序。母道崩潰是結果而不是原因。骨肉親情並非不可搖撼，人性可以被扭曲至宰吃親兒（parental cannibalism），但更可怖的是吃人者卻仍期望他人遵守合約精神。若言部份港人的躁動以至訴諸暴力抗爭不是本土精神，本土理應有如為母的溫良，但與此同時卻對貧富懸殊置若罔聞；對謊言政治啞忍；對意識形態操控把港人生態肆意扭曲無動於衷，則這樣倒果為因的比喻，對塑造港人的本土情懷沒有正面幫助。
港人本土意識以躁動和暴力抗爭表達，恐怕不能通過將他們定義為非真正的本土便打發了。司長在預算案演辭指「一小撮失去理智的人，對執勤的警務人員和採訪記者作出嚴重的暴力行為，引發大規模的暴亂」5，假設大部份初一晚上旺角街頭慶祝新年的市民都是愛惜秩序而又理智的真本土人，何以「一小撮」失常的人能夠挑起「大規模」的暴力？抑或其實理智與秩序只是薄冰一層，蓋著下面一個洶湧大海？
（作者為中國神學研究院延伸課程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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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6.03.09）
1. 曾俊華：〈喇沙與我〉，2015年12月27日；http://www.fso.gov.hk/chi/blog/blog271215.htm，〈財政司司長財政預算案演辭（一）〉，2016年2月24日；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602/24/P201602240300.htm。
3. 曾俊華：〈猴年願望〉，2016年2月14日；http://www.fso.gov.hk/chi/blog/blog140216.htm。
4. 王下六24-33與王上三16-28作平行閱讀的討論，參Stuart Lasine, “Jehoram and the Cannibal Mothers (2 Kings 6: 24-33): Solomon’s Judgment in an Inverted World”,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the Old Testament, 50 (1991): 27–53; Hugh S. Pyper, “Judging the Wisdom of Solomon: The Two-Way Effect of Intertextuality”,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the Old Testament, 59 (1993): 25–36; 及Stuart Lasine, “The Ups and Downs of Monarchical Justice: Solomon and Jehoram in an Intertextual World”,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the Old Testament, 59 (1993): 37–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