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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

一、政制可不變嗎？

有人埋怨，泛民主派為爭真普選與中央惡鬥，令人煩厭！可是，回歸十九年，沒真普選的香港是甚麼光景？中央高度介入特區事務，香港人對「一國兩制」信心降至新低，種種治理不善的指標是半民主丶半獨裁制度愈趨獨裁的惡果。

按無國界記者調查，香港新聞自由度由二○○二年全球排第18 位降至二○一六年的第69位，是二○○二以來最低。廉潔方面，國際反貪腐組織「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公布二○一五全球廉潔指數排行榜，在168 個地區中，香港排名下跌至第18位，是九年來最低。貧富懸殊亦趨嚴重，堅尼系數由一九九六年已十分嚴重的0.518 升至二○一一年的0.537；同時，香港人向上流動的機會亦大幅落後於眾多民主國家。回購領匯、消除婦女貧窮、加強競爭法制裁反競爭行為的動議，在立法會被商界主導的功能組別與分組點票機制一一否決，半獨裁政制令收窄貧富懸殊難上加難，種種弊端充分反映在缺乏真普選的政制下，整體治理水平、普羅大眾的生活水準，以至大學生未來前途，是愈來愈差，令港人對前景失去信心。

最近，政制走向獨裁變得愈益明顯：「國立」事件、何韻詩因支持香港民主運動被打壓、大學學術自由面臨嚴重威脅、以致北京打壓香港出版自由的林榮基事件，先後在香港發生。若不正本清源，延續半獨裁政制，香港的政治、經濟、社會矛盾只會加劇，對香港未來繁榮、穩定、自由和發展前景構成災難。^[1]

二、民主有助管治

世界銀行良好管治指標之一的問責評分，一九七五至二○○五年期間民主國家的得分拋離非民主國家，就算是低收入民主國家，都比非民主國家得分高。民主國家在管治其他指標包括法治、政府效率和防貪的評分，平均亦比專制國家高四成至五成，上述民主制度的優勢有利於經濟發展。

聯合國大會早於二○○○年通過決議，建議全球落實民主。民主制度在世界備受推崇，不只因為它比非民主制度更能改善管治和促進經濟發展，比較政治學的研究，印證民主程度愈高對促進自由、政治穩定、快樂水平及減少貪污、饑荒和屠殺就愈佳。此外，民主制度成立愈久，對促進男女平等及減少貪污亦愈佳。誠然，民主制度亦有缺點，需要改善，不過，正如丘吉爾所說，民主制度的缺點顯然比非民主制度輕微得多。怪不得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唯一的亞洲人森爾教授認為，儘管二十世紀全球曾發生很多巨變，但最重要的改變始終是全球的民主化浪潮。^[2]

三、非暴力民主運動，是推動民主化最重要因數

二十世紀全球「第三波民主化」中的67個經歷政治轉型的獨裁政權中，由民間社會發動的強大且高凝聚力的非暴力民主運動，是推動民主化最重要的因數，其中在50個國家裡更是扮演著關鍵的角色。

獨裁政府不能獨自治理社會，需要與被治理者／市民合作，成功的非暴力公民抵抗需要團結、計劃與非暴力。非暴力不僅需幾個領導人的犧牲，亦需民眾參與。非暴力公民抵抗包括至少198種戰術，包括抵制被操縱的選舉、拒絕一個政權的合法性、為不道德法律作出公民抗命。^[3]

四、應否懸空基督教十席選委？

基於《行政長官選舉條例》，二○一二年香港特別行政區首長由一千二百名選舉委員會委員選舉產生，當中寫明由基督教協進會提名十位基督教人士作為選舉委員會委員。而二○一七年之特首選委，將沿用原有方法產生。

筆者贊成同意懸空基督教十席選委，理由如下：

正如中文大學神學教授龔立人所言，如何產生基督教界別十名選委涉及怎樣定義基督徒。以往做法以受洗加入教會或教會會員來界定基督徒。「但這界定並不合符神學，因為人心裡信就可以稱義，口裡宣認就可以得救。」（羅十9-10）^[4]

另外，要有認真的教內選舉，基督教需要全面的選民冊、嚴謹的選舉規則和監察制度等等。從過去數屆來看，大多數教會都不願意撥出數千萬元進行教內選舉。 ^[5]

結果如何？根據於二○○六年及二○一一年教內選舉監察員胡志偉牧師所言：

「整場選舉遊戲是候選人提名參選後，便動員與其友好關係的堂會，登記為堂會票站。與候選人友好的堂會，愈多登記為票站，便愈有機會取得高票當選。⋯⋯大部份選民於其堂會根本不能取得所有參選人的競選宣傳，基督徒選民要清楚了解參選人的政綱或將來投票的意向，簡直是不可能，於是選民投票予誰，就看參選人的知名度。」^[6]

而且，以往教內選舉的宣傳期極短，以二○一一年為例，宣傳只有廿三日，比區議會選舉還要短，部份堂會基督徒就更趨向只支持自己堂會的候選人。二○一一年參選的姚仲匡，當年抱著深化民主教育的心參選舉，「慨嘆連基督教界的『選舉』也只是小圈子選舉。」^[7]

還有，胡志偉牧師強調教內選委毋須問責，「差不多所有『教內選委』從不公開向教會交代其明確投票予哪位特首選舉的參選人，『教內選委』確實可以『走數』。⋯⋯這些教會領袖平常不敢就公共事務公開表達意見⋯⋯卻為了接近權力而忽然參與⋯⋯甚至公器私用！」^[8] 怪不得自回歸以來，以往教內選舉勝出的所謂基督徒代表，主要都是親北京力量。

簡而言之，正如胡牧師所言：「『基督教界教內普選』根本不可能做到公平、民主的選舉，因為從宣傳方式、論壇的籌備、票站的安排，根本做不到民主的程序，反而凸顯選舉的不義。」他認為，「『教內選舉』未能加增民主成份，如公平與公正，反而凸顯大堂會的動員力量，只見民主的劣質化。無論怎樣做，現實不是一場公平的民主遊戲，一間超級堂會票站已能動員有過千『鐵票』，我們所做一切，其實只成為『幫兇』，讓『中聯辦』更易操盤，遊說教內建制人士參選，取得選委的席位。」^[9]

結論：「公民不合作運動，寸土必爭」

二十世紀全球民主化，非暴力民主運動是推動民主化最重要因數。非暴力抵抗包括抵制被操縱的選舉、拒絕一個政權的合法性。^[10] 協進會罷交十席基督教選委予政府，能凸顯整場選舉遊戲的不義，削弱半獨裁政制的認接性，有助推動香港民主化。

港人不要妄自菲薄。雨傘運動七十九日，警方無發射橡膠子彈，沒有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式清場，一種說法是六四這筆債未清，中央不想揹新債，我認為不是一個充分理由，另一理由是因為大陸需要香港。香港人長期被洗腦，形成的觀念是沒大陸關照，港人生存不了。其實，香港人往往忽視本身議價能力。

大陸需要香港的金融中心

香港佔國內生產總值與一九九七年相比儘管縮了水，但中國要成為一高收入國家，它必須開放金融業，而香港是這個金融自由化的不可缺少渠道。大陸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香港角色在全球重要性排行第一，遠遠拋離倫敦和新加坡；在長期建立的法治公正、透明的法院保護下，香港成為中資公司集資最重要基地：二○一二年至二○一四年下半年，中國企業在香港發行股票籌集了430億美元，比整個大陸籌集的250億美元更多；事實上，恒生指數成分股超過一半是中資公司，在去年下半年涉及接近十二萬億港元；深港通幫助大陸調動資金，最受惠不是香港，是大陸；此外，香港作為亞太區財富管理中心的重要性有增無減。正如《經濟學人》所言，中國從香港這世界第三大國際金融中心的獨特地位大大受益。

中國面臨經濟危機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Michael Spence在《紐約時報》坦言對中國經濟非常擔憂，這個低收入國家急速變成中收入，然後無力拉上去，其中一重大障礙是國企改革一拖再拖，嚴重阻礙中國經濟轉型。美國前財長保爾森去年在《金融時報》亦提出類似警告。

過去一年不少傳媒報道，資金流出大陸比流入多，原因是工資上漲，工廠倒閉，單靠內部消費又未能取代依賴出口的經濟模式，中國面臨的經濟危機比以前大很多。歷史為證，當專制政體面臨嚴重和持續的經濟危機，有利促成自由化和民主化。

被動等待中國政改，非推進本港民主良方。按近期跨國研究，強化民間組織、獨立傳媒以及動員群眾參與非暴力抗爭，對實現民主起關鍵作用。

強化民間組織 民主理念遍地開花

短中期而言，民主運動參與者有必要強化民間組織，在社區深耕細作，把民主理念遍地開花， 動員市民積極參與社區政治，包括區議會、立法會、村代表選舉、業主立案法團和學校家教會等地方組織，重建民主運動社區基地。

雨傘運動，按中大統計，獲得約一百二十萬人實質支持和參與，加上超過三成多的全港成年人在態度上支持，在中央赤裸違反《基本法》，收緊對香港控制下，如何有效利用民心，將之變成實質資源來捍衛香港自由和追求民主，是民主運動一大考驗。近來十八個新興專業團體為政改發聲，是久違的驚喜。但願不是曇花一現，而是可持續發展，影響行業內外民心。世界各地經驗證明，包括教會在內的民間組織對民主的持續支持，大大影響人權能否受到保障，民主化能否成功。 ^[11]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6.0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