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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中國成都秋雨聖約歸正長老教會（以下簡稱聖約堂）收到了沉重的消息，他們的牧師王怡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及非法經營罪被判九年有期徒刑，並剝奪政治權利三年。不少人疑惑究竟這是個別事件，還是象徵著中國宗教自由已步入隆冬？是因王怡牧師及聖約堂在政治取態上的激進化所帶來的後果，還是中國整體社會控制收緊的必然結局？本文試從聖約堂的歷史、二○一六年開始的內部分裂等事件來分析，並將之放在中國的社會政治處境來理解，並借用加拿大蒙特利爾大學政治科學系助理教授瑪麗伊芙瑞內（Marie-Eve Reny）對中國家庭教會的研究，嘗試初步分析這件事。

踏進二○二○年，表示世界已經進入了廿一世紀的第三個十年。

十年，就社會歷史來說當然算不上很長，在源遠流長的教會歷史裡更如同夜間一刻，然而在個人的生命歷程和主觀經驗裡，卻怎也不能算短。（人生有幾多個十年？）十年更替，英文謂之turn of the decade，正好是個時機，嘗試作點比一年回顧與展望，稍微深遠少許的功夫。

「……聖誕節是普天同慶的節日，信徒回憶耶穌基督降生，道成肉身，道在中間，上帝成為人，活生生地介入人的歷史、社會和生活世界，被壓迫，被審判，接受十字架死刑，並從死亡中復活……默茨的政治神學為我們帶來切身的挑戰，因為他要針對的，正是中產階級宗教（及教會）；他要反對的，是極端私人化的宗教信仰；他要批評的，是所謂中立的教會，而事實上，根本沒有中立的教會，因為信徒只要實踐信仰，不論是追隨基督、道德實踐或是社會實踐，就不是中立，也不是清白，而是解放、抵抗、讓人成為人。……」

為響應「三罷」而堵路癱瘓紅隧的行動，有示威者在十一月十三日起佔據香港理工大學，觸發警方在十七日至廿九日包圍理大校園。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曾表示，會以暴動罪拘捕所有離開理大人士，亦有警察持續於理大附近持MP5及AR-15實彈步槍巡邏。有部份示威者因無法逃離而留守校園，局勢緊張而膠著。過程中，大批市民自發到理大附近集會及營救示威者，包括有中學及大學校長嘗試與警方斡旋，接走部份未成年學生。

不少教牧信徒亦曾自發到現場，嘗試接觸與拯救留守者離開校園範圍。在混亂緊張、張力未弛的局勢中，他們示範了信徒可以如何走入人群，拯救失喪的羊群，給予小子一杯涼水。十一月廿五日，非建制派在廿四日舉行的區議會選舉取得多數議席後，民間有聲音要求候任區議員要到理大「救手足」。本文記錄了兩位教牧在廿四至廿五日「落場」尋找與拯救留守者的經歷，亦立此存照。

在蔣介石和蔣經國主政的時代，台灣經歷了一段白色恐怖的時期，沒有人權自由，也沒有民主制度，曾慶豹的著作《約瑟和他的兄弟們：護教反共、黨國基督徒與臺灣基要派的形成》（台灣教會公報社），就運用了許多歷史資料，記述台灣白色恐怖時期的政教關係……一葉知秋。我們除了從基督教發展出發看台灣，也可從電影放眼台灣，最近《返校》一片上映，我們不妨從近期的三部台灣電影，了解台灣人經歷的高壓統治與轉型正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對於當下的香港，也有相互比照借鑑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