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

二○一四年十月十五日，中环龙和道上大冲突后，无綫电视清晨播出一名示威者被多名警务人员抬到一暗角，报道如下：「一名示威者双手被绑上索带，由六名警员带走。警员将他抬起，带到添马公园一个暗角位，将他放在地上，对他拳打脚踢。期间两名警员离开，留下的警员继续再用脚踢示威者。警员最后带走示威者，整个过程历时近四分钟。」早上七时后，由于电视台管理层的介入，「将他放在地上，对他拳打脚踢。期间两名警员离开，留下的警员继续再用脚踢示威者」的描述被删。¹ 一年后，涉案的七名警务人员正式被起诉。事发八百卅五天后，区域法院于在二○一七年二月十四日裁定：「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罪，所有被告罪成，但「有意图而导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罪不成立。²

裁决后，这备受香港市民关注的龙和道暗角事件随即引来众多网民和专栏作者的回应，两极化的观点再次反映出香港社会的严重撕裂。区域法庭判刑前夕，我既欣慰公义最终得以彰显，又痛惜七警因一时冲动铸成大错，有可能因此被判入狱、丧失大好前程，竟夜辗转难以入眠。

资深传媒人卢永雄先生的一篇文章引起我的注意，就此借用以表达我的一些感想。³ 基本上，我同意作者所说的，「无论执勤警察当时承受了多大的压力，或者受到对方如何无理的挑釁，警察打人，就是打人，最后难免要承受刑责。」我完全同意这是一个别事件，香港警察绝不是黑警、不是黑社会。但正如一警员引述曾当警察的艺人王喜所说的：「自己当年受训时，学堂教官早已教路，警察只要身穿制服，市民就会一视同仁，一个警察做错就等于『全部警察都一样做错』」。⁴

警务人员不幸沦为一场政治运动的磨心。七警不仅自己是造成他人身体伤害的加害者，同时「都是这场运动的受害者」。在一场激烈冲突中，不少人都会瞬时情绪激动，什至因一时冲动而动粗。因此前线执法的警务人员更应当加倍小心和克制，他们所需要的支持，绝不是「杀君马者道旁儿」在旁摇旗呐喊，助长愤怒情绪。我同意暴力之风绝不可长，但用公权行私刑更不可纵。我同意回到理性才是出路，但不同意作者似乎看自己为理性、年轻人和学生却是情绪。

我更关注的是，九二八事件两年半后，一个资深传媒人依然短视地把社会撕裂问题只归咎于参与公民抗命的年轻人和学生，完全无视他们在公民抗命运动中所展现的令人诧异的和平、秩序和克制。如果我们把焦点一直放在几个砖头上，又怎么可以怪责他人只把焦点一味放在暗角上呢？须知，社会严重撕裂和管治问题，政府首长和主要问责官员岂能就轻松卸责？ABC背后的最主要原因，难道不就是不想社会再继续撕裂吗？ 

七警的悲剧在于「迟来的公义」，在于七警毫无悔意、用尽各种借口为自己脱罪，在于主流传媒管理层公然对专业和客观报导的干预。³ 裁决后随即有建制中人为七警求情，只是在这八百馀日中，有哪位建制中权贵愿意仗义为受害者寻求公义呢？我痛惜七警成为一场政治运动的受害者，也痛惜香港因此失去了一些资深执法者。我相信当然可以、也应该为七警求情，只是，如果不是由受害者、或曾经为受害者大力争取公义的人提出，这种求情对公众哪有真正的说服力？

我相信法官很慎重地审理这案件，也深信法官会慎重考虑当时特有的情况，无论最终我们个人认为区域法院是重判或轻判，我希望法治的社会依然尊重法院的公正判决。

我们的社会亟需公义和怜悯，因为没有公义的社会，只有仇恨没有怜悯；但没有怜悯的社会，只有报复没有公义。

如果时光真的可以倒流，如果诚如作者所愿，时光可以退回到二○一四年占中之前，那我更希望回到「八三一」之前、「一国两制白皮书」之前，回到建制一窝蜂谴责占中之前。时光当然不可倒流，然则，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我衷心希望大家都愿意为了香港的将来「行第二里路」，尝试进入与我们不同政治光谱的他人的世界里，彼此真诚对谈、聆听和沟通，了解生活在同一天空下的其他港人的忧虑和愿景。

撕裂有时、缝补有时；惟愿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与和平彼此相亲。⁵

（作者为Quest Institute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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