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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大學生基督徒的時代責任看教會革新

適逢早前舉行的全國基督教大學同學會週年記念,反思基督徒學生的信仰與大學生活的關係。希望對今天紀念宗教改革五百週年,有所啟示。

早期的中國高等學府,由科舉和京師學堂演變成現代型大學,都是以美國為主的基督教大學,如燕京、清華、復旦、聖約翰、湘雅等模式。初期以美式課程為主。後經「五四運動」,華人出任校長,開始思索以中國文化為本的基督教大學是怎樣的,其中嶺南大學是其先驅,結合信仰與時代,學科與信仰,對今天有參考價值。然而,中日戰爭、國共內戰、共產中國建立,這一些基督教大學都變成國有。雖然今天恢復燕京學院在北大,金陵學院在南京師大,其信仰內涵已不復再。

幾年前,參加了港大基督徒團契的懷舊聚餐,看見昔日的學生團契領袖,如今是大學教授和社會賢達,緬懷過去港大團契的黃金歲月,週會人數過百,營會旺盛,音樂會和宿舍佈道積極。前輩們有點慨歎時光不再,如今校園CA團契凋零,振臂一呼,希望重振昔日光輝。

然而,當時港大及其他學院的團契真是光輝歲月嗎?只集中於個人佈道,歸納式查經,在工作上堅守崗位,就是基督教大學生的使命?甚麼社會關懷,政治改革,大學制度反思,國家民族,公民身份,國際視野等,十分缺乏。信仰未能結合學科,未能回應時代。

如今在香港大學校園活躍的校園團契,不是由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所主導,因為他們堅守以學生為本,學生主導,而自己是以培育學生領袖為主。但遇上學生領袖不濟,無計可施。學園傳道會的崛起,以幹事主導,強化佈道技巧,生活體驗,甚得學生歡迎,聚會過千人,重護教、團契及個人成長。可是,此運動以美國模式為本,缺乏本地處境性,對文化及政治議題不多談。若不擴闊,恐怕命運有如昔日的港大CA團契,與時代脫節,沒有在文化及專業上的信仰影響。

雨傘運動之後,香港政府所資助的八大院校學生會都發出反對政府的政治聲明。基督教知青亦相繼離開教會,包括「信二代」,這是客觀事實。他們懷疑權威,關切社會不公義,輕視中產哲學(或是理想幻滅),自命邊緣。他們的信仰追尋的心路歷程又是甚麼?

香港教會的回應是甚麼?以為這是個「青年問題」而非「教會脫離時代的問題」,不知道青年可能是教會的警鐘,反映教會的福音太狹窄。於是推出一系列的青年工作者培訓課程,青年導師計劃,生命師傅操練,生涯規劃方案等,卻沒有改變教會的福音觀,價值觀與世界觀。

今天青年信徒所需要的信息是甚麼?豈不是從苦難中重建生命的個案。例如被擄的但以理主政跨越皇朝,被出賣的約瑟餵飽大地之民,流亡外邦的尼希米重建城牆,無自主的以斯帖拯救民族,流放的亞伯拉罕祝福萬國,在狹縫中的保羅看見自己在時代的身份與使命等。這一些宏觀思考,就是大學教育與信仰反思的所在。

我們不是缺乏見證人:蘇恩佩對文化價值的重視,Samuel Escobar從苦難的拉丁美洲看教會責任,John Stott對社會危機的警告,C. S. Lewis對基督徒思想的重視,Rene Padilla關懷貧窮的人,Melba Maggay看文化與福音在亞洲處境的關係等。

大學教育對基督徒有何意義?如果神學院是研究天上的事,對神,對聖經,教會歷史,教會事工的認識;那麼大學教育就是要明白神和祂所創造的世界的關係,研究人與神分門別類的創造物的關係。人要有管治大地的能力,愛人如己的關切。這方面的先驅包括Jacques Ellul對科技的洞悉;Parker Palmer對教育的睿智;Walter Brueggemann對先知的想像;Richard Niebuhr對文化與基督的交錯;Neil Postman對傳播科技的認識。

大學本身就是一種召命。大學教育是一種基督徒的使命,去認識神和祂的創造。世界就是工場,參與建造神的世界就是敬拜。而且,工作就是一種召命,是受託去管治大地,要榮耀神,顯出神的形象。

「福音」本身是有宏觀視野:「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耶穌,所以我們要去到每一個角落去宣告╱實踐祂的主權。主禱文當中:願祢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成就在天上。都是同出一轍。

在中國教會的歷史,尤其是早期中國大陸的基督教大學歷史,許多基督教知識份子在問:作為一個基督徒大學生,我的使命如何?對國難有何見解?楊紹棠、趙紫宸、劉芳等都曾經發問,這正是今天全國基督教大學學生週年紀念可以提供的歷史經驗。如何結合信仰與學問,和活在大時代之中的信仰實踐。這些亦是我們所認識的香港上一代牧者如滕近輝牧師、吳明哲牧師、趙天恩牧師等先驅的提問。

我們不能忘記,不能以為只是護教問題,只是宣教問題,而是福音的核心,文化生根與更生的所在。正值馬丁路德宗教改革五百年,也許這世界觀的轉移,亦可以是華人教會的價值觀轉移,大學基督徒可以成為這改革的先驅。

(作者為恩光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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