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黨員信教者
雖然國家宗教事務局王作安局長在2017年7月的《求是》中，重申「黨員幹部不僅不能信仰宗教，還要做執行黨的宗教政策的模範，嚴守宗教政策法規紅線」，但在中共黨史上，卻存在著一群「黨員信教者」，出於革命鬥爭的需要，在宗教界從事地下工作。章詒和以「交叉黨員」來形容那些在民主黨派工作的中共地下黨員。這種「交叉」情況，也同樣出現在宗教界。
1941年9月，〈中央城委關於敵後大城市群眾工作的指示〉中，明確指出要利用基督教的組織來組織群眾。同時，中共中央又設想，要把部份黨的宣傳工作和文化工作「隱藏」在宗教活動和宗教機關，在宗教機關內應有「特殊組織」（即地下黨組）。
二、打進去與拉出來
基督教的地下黨員有兩類：一是從外圍「打進去」，另一種是從裡面「拉出來」。所謂「打進去」，就是中共派人滲透至教會及基督教團體，以「基督徒」身份作掩飾。這些滲透至基督教界的地下黨，部份是在基督教家庭成長。例如在國共內戰時，天津南開大學地下黨負責人沙小泉，便是出身於基督教家庭，曾參加北平青年會。當時地下黨領導要沙「以基督徒的面目同天津基督教青年會聯繫，以便利用青年會開展學生運動，也有利掩飾自己」。至於「拉出來」者，即指原有中共地下黨以不同形式，在教會內部物識對象，參加中共的「外圍組織」，進而拉攏認同中共者，並發展成黨員。例如北京的趙復三，出身於基督教家庭。他母親王淑懿，是名牧王煜初牧師的十女。趙於聖約翰大學期間加入中共，1946年畢業後任青年會學生幹事。他是北京三自運動的重要骨幹，1953年調入燕京協和神學院任教務長，並由中華聖公會華北教區凌賢揚主教按立為會吏，1954年轉為會長（牧師）。後任教區總幹事，北京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副主席。1981年北京市三自會恢復，任副主席。1980年代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和黨委副書記，也是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第三、四屆副主席。1989年「六四」後，因在巴黎公開譴責中國政府而未有返國。後移居美國，2015年離世。
另一位著名的地下黨牧師是李儲文。李於畢業於教會大學（滬江大學），是基督教學運的積極參與者。1949至50年在美國耶魯大學進修。1950年回國後，任青年會全國協會幹事，並積極推動三自革新運動，又在上海國際禮拜堂任牧師。1954年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成立，任秘書長要職。文革期間，黨員身份「暴露」，派至上海市政府外事辦公室。1983年被派至香港，任新華社副社長。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指李曾是「做宗教工作的秘密黨員」。香港左派人士吳康民曾形容李儲文：「如果不是他的黨員身份暴露，這位溫文爾雅的牧師，能用英文講道的宗教界人士，也許會在教會中繼續做工作，甚且代表宗教界擢升黨和國家領導人」。
三、紅線與灰線
要了解中共地下黨的工作，不能不提及「線」。「線」有「紅線」與「灰線」之別。前者是具明顯左傾取向的外圍組織，而後者則是以其他界別作掩飾。同時，中共也按不同系統，分成「金融線」、「教育線」、「學生線」、「紅校線」、「灰校線」、「宗教線」等。「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累力量，以待時機」是中共地下黨的工作方針。昔日地下黨在國共鬥爭時，發揮了關鍵作用。而在中共建國後，為了貫徹黨的領導，故仍在一些中共不便公開活動的界別（如民主黨派、宗教界）維持地下黨組織。1997年前，中共不能在香港公開活動，新華社便成為中共港澳工委的掩飾。1997年後，儘管香港已「回歸」，但在「一國兩制」下，中共也不能公開活動。因此，香港成為昔日國共內戰時期的「白區」，不同界別的地下黨，或統一接受黨的領導，或個別接受「上線」領導，為黨工作。程翔曾估計，香港至少有40萬地下黨員。
昔日救國青年為理想而從事地下工作，今天，為的又是甚麼？
四、我往哪裡去，躲避黨的面？
中共實行黨國體制，以黨治國，黨成為「無處不在」的政治實體。儲安平在1957年便因批評「黨天下」而被打成右派。80年代趙紫陽的政治體制改革，一度提出「黨政分開」而未果。今天，「黨天下」的情況，不僅存在中國，也成為香港最大的威脅。唯根本上落實憲政改革，推動民主轉型，才是擺脫「黨天下」的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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