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党员信教者
虽然国家宗教事务局王作安局长在2017年7月的《求是》中，重申「党员干部不仅不能信仰宗教，还要做执行党的宗教政策的模範，严守宗教政策法规红线」，但在中共党史上，却存在着一群「党员信教者」，出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在宗教界从事地下工作。章诒和以「交叉党员」来形容那些在民主党派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这种「交叉」情况，也同样出现在宗教界。
1941年9月，〈中央城委关于敌后大城市群众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指出要利用基督教的组织来组织群众。同时，中共中央又设想，要把部份党的宣传工作和文化工作「隐藏」在宗教活动和宗教机关，在宗教机关内应有「特殊组织」（即地下党组）。
二、打进去与拉出来
基督教的地下党员有两类：一是从外围「打进去」，另一种是从里面「拉出来」。所谓「打进去」，就是中共派人渗透至教会及基督教团体，以「基督徒」身份作掩饰。这些渗透至基督教界的地下党，部份是在基督教家庭成长。例如在国共内战时，天津南开大学地下党负责人沙小泉，便是出身于基督教家庭，曾参加北平青年会。当时地下党领导要沙「以基督徒的面目同天津基督教青年会联系，以便利用青年会开展学生运动，也有利掩饰自己」。至于「拉出来」者，即指原有中共地下党以不同形式，在教会内部物识对象，参加中共的「外围组织」，进而拉拢认同中共者，并发展成党员。例如北京的赵复三，出身于基督教家庭。他母亲王淑懿，是名牧王煜初牧师的十女。赵于圣约翰大学期间加入中共，1946年毕业后任青年会学生干事。他是北京三自运动的重要骨干，1953年调入燕京协和神学院任教务长，并由中华圣公会华北教区凌贤扬主教按立为会吏，1954年转为会长（牧师）。后任教区总干事，北京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1981年北京市三自会恢复，任副主席。1980年代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和党委副书记，也是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三、四届副主席。1989年「六四」后，因在巴黎公开谴责中国政府而未有返国。后移居美国，2015年离世。
另一位着名的地下党牧师是李储文。李于毕业于教会大学（沪江大学），是基督教学运的积极参与者。1949至50年在美国耶鲁大学进修。1950年回国后，任青年会全国协会干事，并积极推动三自革新运动，又在上海国际礼拜堂任牧师。1954年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任秘书长要职。文革期间，党员身份「暴露」，派至上海市政府外事办公室。1983年被派至香港，任新华社副社长。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指李曾是「做宗教工作的秘密党员」。香港左派人士吴康民曾形容李储文：「如果不是他的党员身份暴露，这位温文尔雅的牧师，能用英文讲道的宗教界人士，也许会在教会中继续做工作，什且代表宗教界擢升党和国家领导人」。
三、红线与灰线
要了解中共地下党的工作，不能不提及「线」。「线」有「红线」与「灰线」之别。前者是具明显左倾取向的外围组织，而后者则是以其他界别作掩饰。同时，中共也按不同系统，分成「金融线」、「教育线」、「学生线」、「红校线」、「灰校线」、「宗教线」等。「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累力量，以待时机」是中共地下党的工作方针。昔日地下党在国共斗争时，发挥了关键作用。而在中共建国后，为了贯彻党的领导，故仍在一些中共不便公开活动的界别（如民主党派、宗教界）维持地下党组织。1997年前，中共不能在香港公开活动，新华社便成为中共港澳工委的掩饰。1997年后，尽管香港已「回归」，但在「一国两制」下，中共也不能公开活动。因此，香港成为昔日国共内战时期的「白区」，不同界别的地下党，或统一接受党的领导，或个别接受「上线」领导，为党工作。程翔曾估计，香港至少有40万地下党员。
昔日救国青年为理想而从事地下工作，今天，为的又是什么？
四、我往哪里去，躲避党的面？
中共实行党国体制，以党治国，党成为「无处不在」的政治实体。储安平在1957年便因批评「党天下」而被打成右派。80年代赵紫阳的政治体制改革，一度提出「党政分开」而未果。今天，「党天下」的情况，不仅存在中国，也成为香港最大的威胁。唯根本上落实宪政改革，推动民主转型，才是摆脱「党天下」的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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