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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党基督徒

一、党员信教者

虽然国家宗教事务局王作安局长在2017年7月的《求是》中,重申「党员干部不仅不能信仰宗教,还要做执行党的宗教政策的模範,严守宗教政策法规红线」,但在中共党史上,却存在着一群「党员信教者」,出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在宗教界从事地下工作。章诒和以「交叉党员」来形容那些在民主党派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这种「交叉」情况,也同样出现在宗教界。

1941年9月,〈中央城委关于敌后大城市群众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指出要利用基督教的组织来组织群众。同时,中共中央又设想,要把部份党的宣传工作和文化工作「隐藏」在宗教活动和宗教机关,在宗教机关内应有「特殊组织」(即地下党组)。

二、打进去与拉出来

基督教的地下党员有两类:一是从外围「打进去」,另一种是从里面「拉出来」。所谓「打进去」,就是中共派人渗透至教会及基督教团体,以「基督徒」身份作掩饰。这些渗透至基督教界的地下党,部份是在基督教家庭成长。例如在国共内战时,天津南开大学地下党负责人沙小泉,便是出身于基督教家庭,曾参加北平青年会。当时地下党领导要沙「以基督徒的面目同天津基督教青年会联系,以便利用青年会开展学生运动,也有利掩饰自己」。至于「拉出来」者,即指原有中共地下党以不同形式,在教会内部物识对象,参加中共的「外围组织」,进而拉拢认同中共者,并发展成党员。例如北京的赵复三,出身于基督教家庭。他母亲王淑懿,是名牧王煜初牧师的十女。赵于圣约翰大学期间加入中共,1946年毕业后任青年会学生干事。他是北京三自运动的重要骨干,1953年调入燕京协和神学院任教务长,并由中华圣公会华北教区凌贤扬主教按立为会吏,1954年转为会长(牧师)。后任教区总干事,北京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1981年北京市三自会恢复,任副主席。1980年代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和党委副书记,也是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三、四届副主席。1989年「六四」后,因在巴黎公开谴责中国政府而未有返国。后移居美国,2015年离世。

另一位着名的地下党牧师是李储文。李于毕业于教会大学(沪江大学),是基督教学运的积极参与者。1949至50年在美国耶鲁大学进修。1950年回国后,任青年会全国协会干事,并积极推动三自革新运动,又在上海国际礼拜堂任牧师。1954年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任秘书长要职。文革期间,党员身份「暴露」,派至上海市政府外事办公室。1983年被派至香港,任新华社副社长。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指李曾是「做宗教工作的秘密党员」。香港左派人士吴康民曾形容李储文:「如果不是他的党员身份暴露,这位温文尔雅的牧师,能用英文讲道的宗教界人士,也许会在教会中继续做工作,什且代表宗教界擢升党和国家领导人」。

三、红线与灰线

要了解中共地下党的工作,不能不提及「线」。「线」有「红线」与「灰线」之别。前者是具明显左倾取向的外围组织,而后者则是以其他界别作掩饰。同时,中共也按不同系统,分成「金融线」、「教育线」、「学生线」、「红校线」、「灰校线」、「宗教线」等。「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累力量,以待时机」是中共地下党的工作方针。昔日地下党在国共斗争时,发挥了关键作用。而在中共建国后,为了贯彻党的领导,故仍在一些中共不便公开活动的界别(如民主党派、宗教界)维持地下党组织。1997年前,中共不能在香港公开活动,新华社便成为中共港澳工委的掩饰。1997年后,尽管香港已「回归」,但在「一国两制」下,中共也不能公开活动。因此,香港成为昔日国共内战时期的「白区」,不同界别的地下党,或统一接受党的领导,或个别接受「上线」领导,为党工作。程翔曾估计,香港至少有40万地下党员。

昔日救国青年为理想而从事地下工作,今天,为的又是什么?

四、我往哪里去,躲避党的面?

中共实行党国体制,以党治国,党成为「无处不在」的政治实体。储安平在1957年便因批评「党天下」而被打成右派。80年代赵紫阳的政治体制改革,一度提出「党政分开」而未果。今天,「党天下」的情况,不仅存在中国,也成为香港最大的威胁。唯根本上落实宪政改革,推动民主转型,才是摆脱「党天下」的唯一出路。

(转载自作者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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