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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与社会服务的迷思

香港教会一向积极参与社会服务,不遗馀力。打从宣教士来华宣教,开拓及承办多元化的服务,救济扶贫,援助弱势,办学传道。至今,香港不少宗派设立社会服务部门,持续发展;地区堂会则以聚会场地提供服务,布道与服务并存,促进整体社会的福祉,有美好的见证。

然而,因着社会服务的专业化与管理的过盛发展,教会服务已变得过于依赖政府的资助,致使行政工作繁重,交数文化,营办社会服务日渐受到外在因素所支配,福音事工难以融入其中,角色与协作早已不在教会的手中。与此同时,堂会忙于内部牧养,要兼顾服务的扩展,拉力什大。教会面向社群的需要,服务的提供与福音使命的践行,要有智慧作出适切的规划与定位,才有助堂会的整体发展。

由于基督教与社会服务的讨论範围较为宏观和广泛,此文涉及的讨论或略欠深入,希望在篇幅上能在堂会与社会服务方面,作出探讨,引发想像。

政府资助与社会服务

如前所述,目前一些宗派、机构及堂会都有正式成立社会服务的部门,提供具专业和完善的服务,对服务使用者有较好的照顾,这是肯定的。基督教社会服务机构的成立是有助向政府申请资源,长远推动,无可厚非。

诚然,教会机构发展社会服务亦存在不少隐忧,由于接受政府资助的制度(subvention system)及问责(accountability),服务的提供要聘任专业人士,不论是前线或是管理人员,与营办宗派在服务宗旨的执行,存在一定差异,承办社会服务的初衷亦出现变化,带来负担多于产生协同效应(synergy),渐渐也离开了原来建立服务的理念和理想。卢龙光牧师指出,不少教会机构在接受政府资助后产生不少内部行政问题,失去了「回应社会的需要」作为服务宗旨的原意。(《基督教周报》第2296期,2008年8月24日)

另一方面,堂会接受政府资助设立社会服务中心,借用中心场地作为聚会的地方,中心则于开放时间提供服务,彼此配搭,原是美好。可是,资助服务需要聘请专业社工运作(professionals),教会将服务外判,走向更专业化的方向;教牧人员并不能于服务中宣讲福音,意味着将福音事工与服务结合的主导权分割出去,不再属于教会。笔者曾经是前线社工,也有担任中心主任的经验,明白要在堂会与服务之间,找到共同关注与分工,以致能达至服务与宣教的平衡,并不容易。问题不是社会服务本身,而是现时行政架构、专业化发展与政府资助制度下的期望,加剧分歧。你可以想像,堂主任是中心主任的上级,外行如何有效与内行合作和进行督导?就算堂主任具备社工训练,在角色的协调上也什为困难,谁是服务的带领者?谁是宣讲福音与服务的结合者?倘若堂主任兼担中心主任的角色,将会带来繁重的协调,教牧人员在牧职与服务的角色如何兼容?笔者明白堂会在服务投放的财政和人力,以致不能不作出计算,这正正是不少堂会营办社会服务的困局,陷入进退两难的局面。

近日,有教牧向笔者大吐苦水,分享其堂会所营办的服务单位,虽然没有接受政府资助,但管委会重视专业化服务,以致在配搭上仍有很多限制,人力拉扯很大,也造成堂会在财政上的担子。笔者只能建议,教会不能抱残守缺,迷信「专业」,一成不变。否则,营运社会服务只会成为重担,而不能对堂会福音事工有裨益。教会要认清社会服务的专业化,有其规範的发展,堂会并不能一厢情愿,以为服务必然能配合福音事工的扩展。笔者观察很多堂会提供的社会服务,大多是与堂会福音事工无直接关系,出现服务归服务,传道归传道的情况。故此,不少宗派和堂会的社会服务部门已走向独立运作,教会与服务各自发展。

堂会与社会服务

根据《2014香港教会普查统计数据集》,堂会以聚会地点提供社会服务有66.0%,占整体849间,较2009年的63.9%略高。在十六项社会服务类别,以温习间服务和扶贫服务的堂会分别占198间及186间,当中超过九成是堂会以自资方式推行(参表一)。其他较常采用的社会服务有阅览/自修室、长者中心/长者服务、社区中心/社区多元服务及新来港人士服务等。

表一:堂会提供社会服务类别及有由政府资助情况
社会服务类别
堂会占服务类别数目及比率
有由政府资助
堂会数目
堂会比率
堂会数目
堂会比率
温习间服务
198
15.4%
4
2.0%
扶贫服务
186
14.5%
15
8.1%
阅览/自修室
125
9.7%
51
40.8%
长者中心/长者服务
116
9.0%
48
41.4%
*社区中心/社区多元服务
94
7.3%
15
16.0%
新来港人士服务
88
6.8%
3
 


香港教会近七成为中小型堂会,不少在资源和人力上十分欠缺,难以独力运作较完善的社会服务,多数堂会只能以自资形式运作,或只有部份项目接受有关津助,堂会在此处境下,反而能善用场地提供服务,借此接触邻近坊众,作出牧养关顾,更具灵活性(flexibility)和做到动员(mobilization),灵活是服务的量与方式可作多变,动员是会众能按恩赐参与,堂会因应场景作出适切的回应。

一般而言,温习间所占的地方较弹性,中小型堂会乐于采用;透过旅行、小组及家庭探访等,亦容易接触社区中的基层家庭。或许,教牧在关顾方面经验未必足够,需要付出较多时间,若还要亲力亲为筹办活动,心力和时间皆有张力,堂会这方面可邀请福音机构合作,以补不足。与此同时,牧者要动员事奉人员的参与,在推行服务与牧养关顾上有所支援,以免被服务牵着走,影响整体的牧养素质。

布道与社会服务

按2014教会普查显示,有关堂会的布道实践方式,采用纯信息只有25.1%,其馀大多数是与服务并重。而实践服务为布道方式占72.8%,比较2009年的60%,有大幅上升(参表二)。

表二:布道实践方式

布道实践方式

2004

2009

2014

信息

96.4%

96.3%

97.3%

服务

57.7%

60.0%

72.8%

权能

11.3%

15.2%

15.9%


以服务作为布道的策略,故名思义,服务只是方法和接触延伸,无需受到堂会场地所局限,堂会可以采取外展手法,在校园或社区,或是探访与小型嘉年华,作出布道。换言之,堂会能按其天时、地利、人和,作出部署,采取做少得多(less is more)的策略,对中小型堂会较为可取。

此外,笔者认为中小型堂会(50 - 100人左右)可以与邻近的堂会合作,凝聚教牧及信徒联合推动,由教牧同工先作带动,交换讲台、温习间、家庭活动及青少年历奇等,均能带来堂会向前的动力,强化教牧的领导力。

教会使命与社会服务

近年社署透过不同渠道主动接触地区堂会,邀请一些堂会成立非资助式的睦邻中心,政府以优惠租金租出地方,让堂会以场地营办服务却同时可用作教会聚会。一般是位于屋邨的地铺,服务基本上没有接受政府资助,主要经费由堂会一力承担。然而,这种打正旗号提供社会服务的睦邻中心,虽然其自主性较大,但却同样要面对提供社会服务的压力。以笔者所认识一些堂会,为了回应服务需求,要聘请一至两名职员负责运作,财政与工作量需要作出调适。曾经有教牧分享,堂会在运作服务提供方面确实遇到人手上的紧张,特别是每天提供的偶到服务(drop-in service),在中心人手不足的情况下,教牧也要走位,造成不少压力,牧者做服务多于牧养。面对这种处境,堂会需于服务提供与福音事工方面,作出适切的调整,例如可先减少偶到服务的开放节数或缩减时段,无需天天开放两节什至三节时间,以达至服务与人手的适当分配。其实,堂会要问不是要办多少社会服务才足够,而是要思考从教会使命作出发,达致布道与服务的「不可分割」。

在《使命群体Win.Build.Send》的序言中,连达杰牧师指出「使命教会」(Missional Church)是一个蒙主耶稣救赎的属灵群体,受主委托,被差进入不同地域、民族、文化及国家中,完成教会在地上当有的任务。换言之,使命教会最终是要「得人、建立、差遣」。教会作为使命群体,每当堂会过于重视扩展社会服务而盲目追求更专业化,接受过多政府资助的时候,便会侧重服务,对堂会的牧养质量造成阻碍。正如郭乃弘牧师在《更新地方教会的策略》指出:「今天上主之国和世上的国的距离是何等的遥远,两者更遭各种人为因素重重阻隔,教会的使命就是要把两者(尤其是上主的意念与人的意念)拉近与接连。教会要努力借宣教与服侍(mission and service),把上主之国的质素反映在这世上。」(页56)。因此,堂会的社会服务并不单是质与量的增加,而是教会使命的践行,切实做好福音与服务的结连。

结语

借用前香港基督徒学生福音团契总干事刘国伟在〈五十年来社关路〉的一段分享作为本文的总结:「放眼未来,倘若教会在社会关怀事工上,要有具体的承担,则必须检视自身的动机,并需要具备长远的事工策略思维,及建构事工及行政框架,找到社会服务与建设教会的接合点(不一定要植堂,却不能不与个别堂会事工连接。)以图长线投身有需要的群体或社区当中。」

企盼,香港教会走出「社会服务」的迷思,达成教会的使命。

(笔按:本文刊于第54期《使命与领导》,2017年11-12月。) 

(编按:本文转载自香港教会网站,作者为香港教会更新运动执行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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