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论坛讯】由德慧文化主办的「雨伞运动后香港教会必须急切反省思考的十堂课」早前举行第二堂课，当晚由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刘绍麟博士主讲名为「香港社会和教会三十年」的课题，向会众讲解三十年来在中港的社会互动下，香港教会和社会的变迁，以及分析将来的发展趋势。刘绍麟指近年主流教会由社关热转变为注重教友的内在灵修，他建议教会反思未来应以何种形式去参与社会的政治事务，亦劝喻会众要尝试接纳和尊重异见，不要先入为主地认为对方必然是利益收受者。
七、八十年代的教会中国福音热
刘绍麟指早于一九四九年以前，香港教会的发展便与内地有紧密的联系。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在港华人能自由往来中国境内，因此两地的人民往来和教会发展都十分密切，「当时的圣公会主教何明华会督，虽然是香港的主教，但其牧区则包括广东、广西、贵州和云南，可见香港教会的发展与内地一体结连。」然而，四九年之后，香港教会普遍与内地疏远，但仍有少数的机构抱有对中国的关怀，「当时在中国最封闭的年代，远东广播作为少数的媒体机构仍然坚持制作节目到内地进行广播，此举可谓相当勇敢。」
刘绍麟续指由七十年代初开始，香港教会则重新展开对大中华的关怀。他强调当时是以大中华思想主导的年代，「现时流行说『集体回忆』，但事实可以说是『集体选择性回忆』，七十年代的香港社会还没有形成强烈的本土意识，市民彷佛都忘记了七十年代的香港是提倡大中华，而并非本土。」他指当时的香港教会流传一股中国的福音热，向大中华宣扬福音成为当年教会的其中一道宣教主线。「《守望中华》是一本七十年代的香港基督教杂志，以推动香港的年轻会友关注中国内地的福音事工为宗旨。在一九八一年第四十三期的其中一篇文章当中，曾刊登：『关心中国人民身体上及灵性上的需要，是华人教会的责任。』，可见当时的教会和社会风气是相当的大中华，与现时高举本土主义的香港社会形成很强烈的对比。」他更举例当时远东广播、亚洲归主协会和突破机构等等的团体亦有关注大中华的福音工作。
大中华与香港本土的分道扬镳
在课堂中，刘绍麟提及虽然七、八十年代的香港社会普遍为大中华思想主导，但是社会对中国的立场和态度则分歧成两派的声音，至今仍争论不休。他指从社会对八十年代初「珍珠计划」的争议，便能够看出两派声音明显的分歧。「『珍珠计划』的争议是源于当时有基督徒在没有中国官方的许可下，自行将大量的圣经运到中国内地，事件其后引发两大主要意见的争论：一派的意见倾向采取同情中国政府，而另一派的意见则倾向与中国疏离。」他摘录了一些当年刊登在基督徒刊物《橄榄》的文章，「在一九八二年第廿三卷第二期的《橄榄》当中其中一篇文章尝试以同情的角度去看中国政府，认为珍珠计划是漠视中国主权的行动；相反，有支持行动的意见则认为中国教会在宪法上拥有合法的地位，因此中国基督徒有自由与其他国籍的基督徒接触，以及自由地取得自己的宗教典籍。」刘绍麟解释两派声音的分歧在于以什么的角度去看中国政府，「冯炜文的文章〈以诚栽今明〉当中曾经提及过『要用中国的眼镜看中国』，所以今天当我们去看社会上的矛盾时，不要主观地认为对方必然是利益收受者。」
刘绍麟补充现时香港社会与中国政府的政治矛盾是源于双方价值观的不同，「基于双方社经发展进程的差异，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对物质建设及经济发展等方面会较为注重；然而，香港的社经发展较中国早，现时的香港社会已像西方的先进国家般会着重反思现代化的工业发展对社会所带来的祸害，会更注重社会的民主进程、环境保育、人权等等的议题，因此会难以理解中国为何只顾赚钱。」他亦指中国政府在管治上倾向在国家安全和全球战略等层面去思考香港的发展；相反，香港市民则较着重讨论本土的文化特色及承传等的议题，较少以国际视野去检视香港的社会问题，因此难以理解中国的想法。「很多香港市民对香港能源和武器的来源毫不认识，可是在台湾，当地人对国防等的议题却毫不陌生，不少人在初中的课堂或军训当中得知有关的资讯。」
刘绍麟指香港主流教会在过去的三十年间，由注重社会关怀逐渐变至现时较为着重会友的个人内在灵修，「七十年代的年轻基督徒谈洛桑、谈社会关怀，当时的教会也曾以堂会名义参与社会运动，例如反对巴士加价和争取兴建东区医院等等。」他续指八十年代中至九十年代中是教会社关热的高峰期，「当时部份的教会领袖如朱耀明牧师和卢龙光牧师均有参与《基本法》起草、大亚湾事件和六四等等的社会运动。」他表示以前教会关心时事的态度较为浓厚，「虽然我所属的堂会是属于较为传统保守的华人教会，但是当年教会亦会在崇拜结束后，与会众一同为中国和香港的未来和社会事务祷告。」然而，他指从九十年代开始，主流教会转向以敬拜赞美为主，而且会较为注重教友内在的灵修。同时，教会内部亦从九十年代开始逐渐小组化，以防止中共政府打压教会，「小组作为细胞，在危急的时候能够分散开去。」
现时的本土身份认同并不强烈
课堂当中刘绍麟亦有提及香港在过往的三十年来，社会内部凝聚变得更加紧密，以致渐渐建立出一种香港本土的身份认同，亦随之形成更强烈的参政诉求。虽然现时市民的政治参与不断增加，可是，刘绍麟质疑现时个人的香港本土身份认同是否强烈到会为香港社会而鞠躬尽瘁，「今天的社会提倡本土身份认同，然而，当中有多少个个体会愿意为顾全香港社会中各大群体的利益，而牺牲小我？」他指对于现时社会上的问题，个体什少会愿意为香港付出更多，更多为袖手旁观，「作个比喻来描述现时香港的情况，如果我所任教的学校倒闭，我会觉得很可惜，但我只会愿意捐赠五千港元作为援助；相反，若我的太太患病，我会愿意捐赠自己的器官予她，由此我们可以反思现时个体的本土身份认同还未强烈得至会为香港社会无条件的付出。而且现时不少的市民在遇到香港社会内部的问题时，则会选择移民，离开香港，而非留下来解决问题。」
就香港未来的政治出路而言，刘绍麟认为香港将来要考虑往后与中国政府交往的态度，「未来的香港社会要思考应以实用主义，还是以原则主义来与中国政府相处。」他解释前者是愿意在需要时与中国政府合作，「当年港英政府的对华政策便是奉行实用主义的原则，视为与中国进行的交易，为务实处理问题的方式。」然而，他指普遍的香港人则较认同原则主义，认为因应中国政府要求办事，会失去本港自主的尊严，是向中国政权「下跪」的表现，而政府在决策上盲目配合中国政府要求是让中国政府干预香港事务的行为。刘绍麟最后补充不单社会大众要思考如何与中国政府相处，教会亦要反思与政府的相处模式，以及现今的教会应以何种形式去参与政治事务。
在问答环节中，有参加者问及在现时复杂的社会框架下，教会应采取什么取向，刘绍麟表示「教会有本难念的经」，每所教会的内部运作结构都有所不同，难以一概而论。而且，现时社会的矛盾在于有两种极端的观点去理解中国，而长久以来，两种两极化的观点都难以取得共识。刘绍麟指第一种解决方案是改变大众过往对中国非黑即白的印象，然而他指替中国重新建立新形象，要靠神学家及知识份子等专业人士的努力，并非一般普罗大众能够做到。他亦建议我们能够由自身做起，「我们可以尝试跳出一步去看自己所反对的世界，了解与自己不同的观点。」他更提醒会众要接纳与自己不同的观点，「我们要学习接受社会上有两种对中国不同的理解和取态，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相信两种对中国持不同的态度的人都是爱香港，为着香港的好处的。我们不要先入为主的认为奉行实用主义，或是持相反观点的人都是收受了中共或是美帝的利益。」他劝喻会众要理解每人的政治观各有不同，选择不同的政治立场只是认为某种政策或政治体制比较合适，不要对异己者作人身攻击，批评他者是因教育程度不足等等的缘故而支持与自己相反的意见。他最后提醒与会者要学习尊重不同的观点，「我相信在教会当中是有容纳不同意见的空间，基督徒也有信仰的力量在主内合一。」
是次的课堂在九月十四日于中国基督教播道会窝打老道山福音堂举行，当天约有五十人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