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工作的一个主要障碍就是将问题过份简化，误解或什至忽略问题的核心，特别是我们在作义工或捐款后，便有一个问题已被解决的错觉。着名作家及资深扶贫工作者林顿（Robert D. Lupton）在《慈惠的毒害》（Toxic Charity）一书中指出，很多善举不但没有真正和长远地帮助有需要的人，反而为他们带来伤害，加深他们的依赖和无助感，什至鼓励不诚实的行为和荒废工作。扶贫有时就像教小孩子，父母都有倾向帮子女完成他们份内的工作，因为对他们来说是比较容易和直接了当的，但却妨碍子女的成长和品格塑造，适得其反。
要真正解决问题便要作认真的研究，以找出问题的癥结和有效的解决方法，但由于研究者往往来自不同的背景，其观点和可运用的资源往往跟受助者有很大的差别，所以能谦卑聆听，并深信受助者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资源便非常重要。九十年代初「拯救儿童」（Save the Children）基金被邀请到越南解决数以万计儿童营养不良的问题，希望在有限的资源和六个月时间内见到成效。传统智慧会告诉我们一些真确但无用（true but useless）的因素，如恶劣的卫生环境，缺乏干净的用水，偏低的教育水平及缺乏有营养的食品等等。
负责这个项目的史达能（Jerry Sternin）决定以亮点（bright spot）为始，尝试了解为什么在同样的环境下，有些儿童较为健康，没有营养不良的问题。他发现这些儿童被喂养的次数不但比较频密，积极性也较强，而且他们的食物夹杂了虾毛和蕃薯叶等，那是一般被认为是成人的廉价食物，但却正正提供了他们所需要的蛋白质和养份。史达能便跟本地社群协作，设计和组织了群体学习，安排这些较健康小孩的母亲教授喂养和烹调的方法，与其他母亲一起准备这些实惠的健康餐，和实践积极多餐的喂养方法。六个月后，65%的孩子在营养方面都得到改善，这些果效在史达能离开后仍然持续，并有很多部落争相仿效，最后在265个村落和220多万人中落实，整个过程都没有外援，花费亦微不足道。
这个计划成功的原因相信包括以下四方面：一、母亲们都得到很实际和清晰的指示；二、她们看到希望，认为改善的方法是可行的；三、当愈来愈多人实践，便有社会压力去跟着做；四、这是他们自己的方法，不是外人强加的。在资源贫乏的社群中，研究者能抛开成见，向社群学习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在研究上亦愈来愈多人采用「欣赏性探究」（appreciate inquiry）。这种方法跟传统的「解决问题」（problem solving）不同，其基本假设不是组织出现问题，而组织本身就是一个谜，充满着可能性，让我们拥抱。
所以首要探索的是欣赏和看重组织的亮点（what is），进而构想「可怎样」（what might be），再制造「应该怎样」（what should be）的对话，简单来说就是发现（discover）、发梦（dream）、设计（design）及执行（deploy）。假如我们能多以「欣赏性探究」去看我们的城市、社群或「问题」，我们可能发现不少亮点和希望的展示（signs of hope），我们服侍的社群就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对象，从他们身上可发掘出意想不到的洞见和资源，令社区更新、城市转化。
作者为伯特利神学院城市事工教授、柏祺城市转化中心总监。
本文为关怀贫穷生命转化系列文章，由教会关怀贫穷网络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