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ading...

新聞消息

回顧荃灣合一社會服務中心
黃慧賢:宗派合一參與的「成功例子」

【時代論壇訊】今天的香港教會,不時會被批評保守與離地,但由教會成立的社會服務機構,卻曾經有過參與抗爭的「光輝歲月」,走在激進社會行動的最前線。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在六十週年社慶舉辦一系列公開講座,一月八日晚藉一九九七年被解散的荃灣合一社會服務中心事件,探討被規範下香港基督教社會服務之變化因由。

「容不下的激進社會行動:荃灣合一社會服務中心與規範下香港基督教社會服務」講座,由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及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合辦,並由中大崇基學院神學院講師兼宗文社董事黃慧賢博士主講,吸引約五十人出席。

黃慧賢指出,荃灣合一社會服務中心(簡稱「合一」)的成立,於一九七一年已開始醞釀,其時區內六個宗派的教牧,包括中華基督教會全完堂高元牧師、聖公會荊冕堂鮑彼得牧師、救世軍大窩口隊林基甸少校(職稱等同牧師)、中華循道公會(後稱循道衛理聯合教會)亞斯理堂沈冠堯牧師、信義會天恩堂賈永振牧師、天主教葛達二聖堂萬籟寂神父及當時寓居荃灣的陸漢思牧師,每週三均會相約在區內茶樓「飲茶吹水」作教牧團契,同時更關心社區問題如治安等,更嘗試相約官員會面,但在當時港英殖民政府的官僚主義,成效不彰,結果高元牧師開始撰寫計劃書,並尋求「外國勢力」支持,成功獲普世教會協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撥款,開辦社會服務中心以推動社區發展。

當年美國草根居民運動領袖亞蘭斯基(Saul Alinsky)提倡的衝突模式組織居民手法剛引入香港,「合一」亦在實踐中寫下「輝煌歷史」,曾被視為是專發起社會行動的教會組織,在香港教會推動社區發展關注「低端人口」的歷史中,佔其重要一章,從基本民生及公義議題入手,透過成立居民組織,讓居民充權,同時也屢被舉例為宗派合一參與的「成功例子」。

不過,「合一」最終落得被解散下場。黃慧賢指出,觸發點是「合一」的社工早在一九九四年,便因為荃灣德仁樓、卓明樓天台屋街坊爭取合理安置,曾在花園道架起橫額及石油氣罐堵路抗爭,結果包括社工在內多人被捕,事件震撼社福界;數年後,「合一」執委會向機構社工發出三條「參與社會行動守則」,包括要求非暴力及合法抗爭,以及私人時間參與抗爭亦需獲機會總幹事同意,引來前線員工不滿,雙方爭持不下,員工代表欲列席執委員會會議被拒後更被解僱,最終員工與執委會間衝突加劇,執委會拒作讓步下決定解散「合一」。

「合一」本來走在激進社會行動前線,但最後未能成功過渡九七,黃慧賢認為當中既涉及內部因素,也因著外在社會大環境改變,「由於牧職是調派性,又或當有人離職,當日組織的成立者就不在其位置,不能找到傳承,便沒有了接班人」,例如當初發起成立「合一」的高元牧師,後來便是移民到美國去。她形容,「合一」的工作後期跟教會愈走愈遠,教牧只成為「合一」執委成員,這令「合一」面對一個「怪胎」狀況:「由教會而生,卻跟教會抽離」。

至於社會大環境之改變,就牽涉到規範基督教社會服務之層面。黃慧賢分析,其實香港教會早年辦的社會服務直接幫助基層,但隨著七十年代後,社會服務轉為透過政府的資助模式,跟政府成為伙伴,便自然地被規管起來,也令自主性減低,「教會成為政府的假老闆,政府購買服務,機構自然不可以太激進。」

她又引述崇基神學院榮休院長盧龍光牧師曾跟香港社福界鼻祖周永新教授之對談,點出香港基督教辦社會服務已然變質,不再是動員信徒去服務他人。及至八十年代,當香港面對回歸前途談判,教會一方面希望跟中國打好關係,同時亦放眼中國這個人口甚大的傳福音禾場,也令教會對爭議的社會問題不再作表態,她從而歸納指出教會失去了使命,「找不到辦社會服務中的基督精神」。

TimesLookout
更多標籤
payme
時代觀景1
活學教育中心
崇基學院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