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年前的沙士疫症（SARS），每一個罹難者的名字，都是一個讓人傷感的故事。另一方面，縱然因這場疫症而死亡的數字未必及得上久不久就發生的大型流感，但由於起初的時候，病原不明、傳播迅速、政府反應遲緩，香港社會被殺過措手不及。民間社會一邊還驚魂未定，一邊就要自發抗炎；沙士一疫帶給香港社會的，也就不單純是在日常生活習慣裡加入一堆防感染措施，還有公民社會文化的刷新：別過人際冷漠與政治冷感，守望相助，自強不息。緊接其後的七一大遊行，與此不無關係。
這場疫症所帶來的社會心靈變化亦不止於公民社的層面。有學者形容，沙士期間透過媒體的整理進入尋常百姓家的死亡故事，不再是昔日譁眾取寵的血腥渲染，也不是隔了一層醫學高牆的冷冰冰，而是滲有一份人情味，回歸生活，就在身邊。「死亡以鮮有的力度『回歸』生活，教人追問甚麼才是人生終極的關懷。」（馬傑偉〈死亡的氣息〉，《時代論壇》第820期）
而對當時的香港教會群體來說，沙士所帶來的，也不止於兒童主日學課室門外的酒精搓手液，以及教會網站首次出現的主日崇拜直播——那時未有Facebook直播，安排網站直播給強制隔籬和自願隔籬的信徒使用，頗費周章。
面對一時間病原不明的大型疫症經驗，對上一次可能已是個多世紀前的鼠疫；本地教會和社會一樣記憶依稀，難言有甚麼從經驗而來的心靈質素，可以支撐每一天的抗炎生活。而西方教會歷史裡教牧信徒冒著感染死亡的風險，照顧疫區病人的不離不棄，就成為大家重新發掘出來的寶貴信仰資源。那些年在《論壇》上出現的來稿，不乏疫境重生的歷史故事。由中世紀面對黑死病的天主教會和修院，到改教時期留守威登堡照顧疫症病人的馬丁路德和他的學生，每一件先賢事蹟都在鼓勵沙士疫潮裡的香港基督徒，為他們帶來安慰、勉勵，還有學效的榜樣。（參蔡揚眉〈瘟疫裡的教會故事〉，第817期；廖炳堂〈加爾文、瘟疫和苦難靈修〉，第825期）
社會面對的每一個挑戰，其實都蘊含蛻變更新的種子。這種子能否發芽成長，取決於挑戰能否煉淨人心，領略前人心路，走出焦慮與恐懼，活在當下邁步向前。於此，我們的信仰，實在有很多話要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