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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消息

戰前香港的基督教與教徒
丁新豹:華人基督教教育形塑近代中國

【時代論壇訊】馬禮遜二百多年前來華,將基督教正式傳入中國,原來同時也對港澳等地的政、商界帶來最大影響,因為在香港的戰前時期,不少在當年社會上最具影響力的人物都是基督徒,究竟是巧合還是另有因由?當中故事,原來可讓人能更透徹認識香港的歷史。

聖言書藝社在四月七日舉行每月一度的書法雅集,並請來丁新豹博士就「戰前香港的基督教與教徒」作專題演講,吸引近百名會員出席參與。丁新豹為前香港歷史博物館總館長,專門研究香港及珠三角等地的歷史,亦是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會長及古物諮詢委員會會員,聖言書藝社書藝社主席梁寶珠介紹他時,形容他如「活歷史字典」。

書法雅集以頌唱詩歌〈真光普照〉作開始,之後邀請人稱「楊醫」的楊錫鏘牧師作靈修分享。他以馬太福音五章13至16節經文作分享,提到信徒要「有味」作好見證,而教會從聖經年代,都經歷軟弱及受逼迫的時候,卻成就了美好的見證。楊錫鏘又分享稱,基督徒會擔心世界愈變黑暗,但如果信徒能作光,其實光應該更明亮,所以外面的黑暗實非重點,他還寄語會員在抄寫時經文時,可以更深入去思考作鹽作光的重要性。

一切由馬禮遜來華開始

丁新豹作演講時先直言,自己本身並非研究基督教史,卻發現在研究香港歷史時,無法避開基督徒,也從而令他產生了興趣,結果有頗多有趣發現,包括在十九世紀時,基督徒原來對香港及中國有很大貢獻,而一切可追溯到當年馬禮遜當年來華開始。

丁新豹指出,當年馬禮遜來華,穿梭廣州澳門,而他離世後,馬禮遜教育會開設了馬禮遜紀念學校,該校雖然只開辦了僅十年時間,卻培養了大量最具影響力的人材,他們可說是最早接受基督教教育的華人,學校的成就甚至更勝百年老校。

馬禮遜紀念學校原本在澳門開校,後來遷至香港,落戶在香港灣仔的摩利臣山,當時摩利臣山仍未被移平,灣仔更尚未填海,從歷史照片可見,馬禮遜紀念學校就建於山上。

馬禮遜紀念學校的傑出校友

丁新豹繼而舉例列出這批「傑出校友」,當中最為重要之一是生於一八二八年的容閎,他是中國近代史上首位留學美國之學生,亦是首名於耶魯學院就讀之中國人,其最大的貢獻,是促成一百二十位中國幼童留美讀書,令他被稱為中國留學生先驅,而由洋務運動、戊戌維新、君主立憲運動到辛亥革命,都能發現他參與的身影。

馬禮遜紀念學校的另一「傑出校友」是黃勝,他於英華印刷部工作,曾協助印製中國第一份宗教期刊《遐邇貫珍》,刊載西方近代文明及時政要聞。黃勝穿梭中國跟英國官場,他曾到北京出任清朝官員,又到美國舊金山任領使參贊,後來歸化英籍,並獲任為立法局議員,為第二位的華人立法局議員,亦是東華醫院的創辦人之一,「黃勝當年獲港督委任,主要有三點,包括他識英文,是基督徒,以及他有國際視野,能同中國人眼光看西方;而跟今天相比,基督徒這身份是兩碼子不同,當年基督徒本身就是等同著社會地位身份。」

至於馬禮遜紀念學校的其他「傑出校友」,還包括後來負笈蘇格蘭愛丁堡大學,成為中國首位留英學醫並獲醫學博士學位的黃寬,他也是香江一代名醫;另外,還包括作為洋務運動的執行者、本身是買辦家族的唐廷樞、廷植及廷庚兄弟,他們是怡和洋行的買辦,同時也成功把當年中國政府成立的招商局轉虧為盈,對中國現代化甚有貢獻,而三人的成就,正是得益於基督教教育。

香港戰前的名人信徒

丁新豹之後再提及多名戰前在香港的「名人教徒」,包括伍廷芳、韋玉、何啟、孫中山、關元昌、王煜初、楊衢雲、謝纘泰、李煜堂、馬應彪、郭樂郭泉兄弟、林護、李樹芬等人;其中伍廷芳是首位取得外國律師資格的華人,亦是香港首名華人大律師及首名華人立法局議員,後來於中國從政,官至中華民國外交總長。而他的妻子就是何福堂牧師之女何妙齡,「那時候基督教家庭不多,這些家庭間通婚,選擇就不多,所以如果劃一個關係網出來,可能已經把很多人能連起來。」丁新豹分析說。

韋玉跟何啟是另外兩位華人立法局議員,前者之父是有利銀行買辦,故可說是香港最早一代的富二代,他曾任東華醫院主席;後者何福堂牧師之子,是香港首個獲封爵士的華人,同時更是醫生、大律師、商人和政治家。何啟當時在中央書院畢業後,到英國留學,先後修畢醫學跟法律,回港後創辦香港雅麗氏利濟醫院,同時附設香港華人西醫書院,正是香港大學的前身,也是孫中山先生的母校,何啟亦是孫之老師。丁新豹形容,何啟可能時十九世紀最西化的華人,但他雖然忠於英國,內心卻非常希望幫助中國進步,故此發表不少幫助中國改革的文章,亦助孫中山成立興中會後,打通西方傳媒之關係。

孫中山先生的故事不少人都耳熟能詳,他在香港讀書和受洗,現時的孫中山紀念館仍保存了當年他的受洗紀錄。而孫中山先生當年在港最常參與道濟會堂的聚會,道濟會堂就是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香港堂的前身,據丁新豹解說,堂會跟整場辛亥革命關係深遠,從教會堂慶訂於十月十日更可見一斑。

事實上,當時不少道濟會堂中人亦是社會上舉足輕重的華人,例如跟孫中山份屬老友的教長老關元昌,是中國牙醫鼻祖,他的子女及後人,五代中有三十餘人從事西醫業,堪稱中國最早的「西醫世家」。而道濟會堂的會牧王煜初牧師,就跟孫中山亦師亦友,其子王寵益是香港大學首位華人教授,另一兒子王寵惠則是法律專家,整個家族自他們祖父王元深開始,已是基督教世家。

道濟會堂另一長老區鳳墀牧師,也跟革命事業大有關係,他是孫中山先生的中文老師,亦是其莫逆之交,鼓勵他受洗,孫中山另名「逸仙」亦是由區為其改名,丁新豹更分享了一個小插曲,透露曾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中,因孫中山先生的英文名字是「逸仙」之譯音名字,換來對方查詢是否屬同一人,令他哭笑不得。

戰前信徒影響中國時局

當年道濟會堂內集結了一群具有改革進步思想的教徒,他們在團契中經常討論中國大勢,當中包括王元深及區鳳墀等人在內的六大代表人物,被稱為「香江六老」。

另外兩位的戰前信徒,是在百子里創立輔仁文社的謝纘泰、楊衢雲。謝纘泰生於澳洲悉尼,後回港於中央書院即皇仁書院的前身讀書,為人多才多藝,是中國第一位飛船設計者,也是香港英文《南華早報》的創辦人之一,據丁新豹介入,由於他屬「楊衢雲派」,跟孫中山意見不同,故此雖然他在早期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國民黨歷史紀錄卻幾乎沒有其存在。

楊衢雲向來被視為是被遺忘的辛亥革命香港烈士,在香港中環被清廷暗殺,親友因害怕被滋擾,故其墓碑多年來只有編號而無名字,直至近年才加上碑誌,丁新豹又指,由於楊是安葬於跑馬地香港基督教墳場,其教徒身份才被確認。

至於馬應彪、郭樂郭泉兄弟,分別開辦了先施跟永安百貨,不說不知,原來當年的四大百貨公司創辦人均為信徒;而林護則是建築界鉅子,李樹芬醫生則是養和醫院創辦人,他也是當年同盟會的成員,多人均是革命的幕後金主。

丁新豹最後總結,戰前的香港基督徒,不少是源於基督教學校培育出的香港最早華裔菁英,當中包括十九世紀四位華人立法局議員,丁新豹認為四人均是基督徒絕非偶然,反而是因為他們的信徒身份而被「賞識」;而孫中山先生跟他的支持者,更是絕大部分為基督徒,部分人更是因信徒身分,在革命失敗時獲西方營救。而如此情況,反映香港的基督徒對近代中國的形塑發揮巨大作用,「基督教辦學培育了大量教徒,他們又開辦更多基督教學校,他們對政治、經濟、社會、教育、醫療等貢獻良多,亦有助移風易俗,例如在禁止納妾、禁鴉片、纏足及蓄養丫鬟等,都起著關鍵作用。」

其實,丁新豹的演講中,不少涉及這些望族的資料,都有他們的墳墓照片,原來他們都幾乎安葬於香港的基督教墳場,丁新豹亦特別提及,早在一八八二年,其時港府已批准劃出薄扶林一帶土地作基督教聯會墳場,是香港首個為華人而設的墳場,但只為教徒而設,較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的設立早了近三十年,「這個當時也有實際需要,因為這班香港最早的基督徒,已經定居香港,也因為舍仰原因,不會再回自己家鄉祭祖,跟祠堂說再見,所以他們便一定要安葬在香港。」


楊錫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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