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论坛讯】由归正福音事工主办的「教会文字工作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讲座，已于三月廿七日晚上假基督教中国布道会圣道堂举行，邀得台湾《校园》杂志前主编吴鲲生传道主讲。他首先整理宣教士和教会前辈的成绩，以及一九四九年后华文文字工作的状况，并思考未来纸本媒体和网络的关系，提出对策。
过去：宣教先贤的成绩单
吴鲲生指出，宣教士的第一张成绩单就是圣经翻译，并追溯汉字圣言之始为唐代景教传入之时，「在七世纪景教已有文字工作」，其后宣教士的文字工作主要集中于圣经翻译。第二张成绩单就是教会的留名传播史，「中国的现代报业从十九世纪开始，引导西方现代报刊形式进入中国的就是西方基督教教士。」
吴鲲生说，直至二十世纪开始，就是华洋协力的阶段，「宣教三大助力，即医疗、教育、出版等，相对于其宣教对象都有开创优势，其后就渐渐进入平行竞争的阶段。」以教科书为例，在一八七七年在华新教宣教士曾于第一届大会上议决成立益智书会，为教会学校编制教科书，当时国人自办学校亦多有采用；后来国人陆续开始编译教科书，例如商务印书馆于一八九七年成立，张骞于一九○六年创办中国图书公司等。
现在与将来的可能策略
吴鲲生提到，一九四九年可谓历史大转折，在中共取得政权后，基督徒面临嘲弄讥讽，「当时在各大学联合学生会工作的编辑吴永泉，为了学生的需要，写下可能是共产政权下出现唯一一本护教学着作。」此书由二十多道问题组成，回应信仰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冲突，后来此书被禁，作者被送往人民大学思想改造。在如此动盪时局中，文字出版机构纷纷结束或南下，「香港就成为主要的中转站，台湾也尽本份承担。」至一九八○年代后，港、台、东南亚及北美等地的「新陈代谢」尤其显着，神学学术期刊兴起，亦有不少圣经译本面世，「一九八四至一九八七年间共有九种刊物创办，不过至今只馀《时代论坛》。」
对于出版的未来，吴鲲生引述壹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的观点，认为纸媒大势已去，但却不等如会完全消失，反而可以像〈书虫落网记──网络对阅读的冲击〉文章作者马睿欣所言，做到「网路和书不决斗，网路和书齐步走，网路和书手牵手」。吴鲲生认为，出版社可以考虑将小型读书会的意念遍地开花，鼓励四至八人小组阅读大本书。他又提倡「不实用」，认为例如被视为「不实用」的艺术可以带来治疗、沟通、升华的效果，透过欣赏文学作品提升情操，使人格趋向健全，较易渡过生命的难关。另一方面，他盼望可以筹设基督教出版博物馆，编写教会文字工作史略，并鼓励各出版社举办各种小型征文比赛，发掘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