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濟會堂、雅麗氏利濟醫院、王煜初、孫中山⋯⋯對於本地信徒教牧而言，十九世紀末的香港教會歷史，從來都是印象不深的一頁。事實上，若信仰只關乎一己是否蒙福，那麼教會群體昔日的足跡，實在無關重要：在浸禮班碰到的宗派歷史可能也是水過鴨背，更遑論涉及香港其他教會的歷史記憶。
但上帝既掌管歷史，亦在昔日以色列人的歷史裡啟示自己，面對這樣的一位上帝，歷史又豈與信仰無干？
不過，要在歷史裡領略上帝的作為、先賢的經驗，就不能只看自己的教會宗派，還要看不同宗派的情況，以及當時的社會環境與政經局勢。十九世紀中葉香港開埠時期宣教士在港的策略與經驗，就是相當寶貴的一課。即使到了今天，時移勢易，值得反省的地方仍多。
香港在一八四一年被英軍佔領之前，歐美不同差會的宣教士其實都希望能到中國傳揚福音，但礙於教禁而沒法實踐。那時，因著閉關政策，外國人只能在廣州作有限度活動，在商務季節以外更只能退到澳門。而澳門雖然在明朝年代已由葡萄牙控制，然而當時澳門天主教會相當排斥基督新教在當地的活動，導致各個新教差會只好在中國以外的南洋一帶先行建立基地事工，例如設立學校嘗試培訓宣教人員，設立印刷廠印製福音小冊及單張，進行聖經翻譯工作等等，好準備一旦有天中國開放教禁，可以盡快到中華大地傳福音。
根據劉紹麟在《香港華人教會之開基》引述當年西教士英文期刊《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的資料，直至一八四○年，南洋地區基督教差會的傳教士共有21人，分別駐於巴脫維亞（今印尼耶加達）、馬六甲、新加坡、曼谷、婆羅乃等地。劉紹麟亦引述世界傳道會歷史檔案的資料則顯示，同年在澳門和廣州活動的傳教士，屬美部會的有5人、美國浸信會（當時仍未分南北）有2人，倫敦傳道會3人、聖公會1人，還有一位德國自由傳教士郭士立（Karl Guetzlaff），以及英國自由傳教士史丹頓（Vincent Stanton）。這就是此後基督新教進入中國及香港的基礎。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佇候中華的準備期間，在南洋入讀宣教士創立的學校，或協助宣教士工作的海外華人，有些就成了最早期的新教華人信徒以至傳道同工，例如倫敦傳道會的梁發牧師和何福堂牧師。梁發是廣州印刷工人，後來隨同宣教士米憐（William Milne）到馬六甲負責印製《察世俗每月統紀傳》，在當地受洗，並於一八二一年在澳門由宣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按立，成中國第一位華人牧師。至於何福堂，他的父親是倫敦傳道會在馬六甲印刷廠的雕版工人。何福堂前往馬六甲與父親相會，蒙英華書院收為學生，後成為教員，並協助宣教士主理當地華人崇拜。
到後來中國教禁放寬，這些宣教士的華人助理對於中國教會的建立起了很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