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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長河逐浪】

佇候中華

道濟會堂、雅麗氏利濟醫院、王煜初、孫中山⋯⋯對於本地信徒教牧而言,十九世紀末的香港教會歷史,從來都是印象不深的一頁。事實上,若信仰只關乎一己是否蒙福,那麼教會群體昔日的足跡,實在無關重要:在浸禮班碰到的宗派歷史可能也是水過鴨背,更遑論涉及香港其他教會的歷史記憶。

但上帝既掌管歷史,亦在昔日以色列人的歷史裡啟示自己,面對這樣的一位上帝,歷史又豈與信仰無干?

不過,要在歷史裡領略上帝的作為、先賢的經驗,就不能只看自己的教會宗派,還要看不同宗派的情況,以及當時的社會環境與政經局勢。十九世紀中葉香港開埠時期宣教士在港的策略與經驗,就是相當寶貴的一課。即使到了今天,時移勢易,值得反省的地方仍多。

香港在一八四一年被英軍佔領之前,歐美不同差會的宣教士其實都希望能到中國傳揚福音,但礙於教禁而沒法實踐。那時,因著閉關政策,外國人只能在廣州作有限度活動,在商務季節以外更只能退到澳門。而澳門雖然在明朝年代已由葡萄牙控制,然而當時澳門天主教會相當排斥基督新教在當地的活動,導致各個新教差會只好在中國以外的南洋一帶先行建立基地事工,例如設立學校嘗試培訓宣教人員,設立印刷廠印製福音小冊及單張,進行聖經翻譯工作等等,好準備一旦有天中國開放教禁,可以盡快到中華大地傳福音。

根據劉紹麟在《香港華人教會之開基》引述當年西教士英文期刊《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的資料,直至一八四○年,南洋地區基督教差會的傳教士共有21人,分別駐於巴脫維亞(今印尼耶加達)、馬六甲、新加坡、曼谷、婆羅乃等地。劉紹麟亦引述世界傳道會歷史檔案的資料則顯示,同年在澳門和廣州活動的傳教士,屬美部會的有5人、美國浸信會(當時仍未分南北)有2人,倫敦傳道會3人、聖公會1人,還有一位德國自由傳教士郭士立(Karl Guetzlaff),以及英國自由傳教士史丹頓(Vincent Stanton)。這就是此後基督新教進入中國及香港的基礎。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佇候中華的準備期間,在南洋入讀宣教士創立的學校,或協助宣教士工作的海外華人,有些就成了最早期的新教華人信徒以至傳道同工,例如倫敦傳道會的梁發牧師和何福堂牧師。梁發是廣州印刷工人,後來隨同宣教士米憐(William Milne)到馬六甲負責印製《察世俗每月統紀傳》,在當地受洗,並於一八二一年在澳門由宣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按立,成中國第一位華人牧師。至於何福堂,他的父親是倫敦傳道會在馬六甲印刷廠的雕版工人。何福堂前往馬六甲與父親相會,蒙英華書院收為學生,後成為教員,並協助宣教士主理當地華人崇拜。

到後來中國教禁放寬,這些宣教士的華人助理對於中國教會的建立起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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