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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從「餘民神學」芻議到集思凝聚的本土神學建構

「宗文社」在五月五日的講座引發我在面書寫了〈「餘民神學」芻議〉一文。意想不到的是文章引發面書朋友熱烈留言和評論,當中包括神學院老師、一些正在海外修讀神學的朋友等。《時代論壇》編輯問我能否轉載文章,我說當然沒有問題,但我覺得那些留言和評論,要比我寫的文章精彩和更具價值。我的文章,大概只有內裡一句「以上我只是拋磚引玉、是芻議,甚至說是沒經深思熟慮,快快脫口的想法。」是準確的。於是,我向編輯建議我寫一篇類似「後記」的文章,嘗試呈現部份留言評論(雖然這無可避免有我個人的選取角度與表達方式)並補充、延展我一些想法,再連同拙文一併刊登。寫此篇是希望它幫助我繼續思考本土神學、修正我不足或錯誤的看法、指出我沒留意的盲點;我也希望,這篇繼續引發同道思考,關心香港神學發展。

再論「遺民」

在〈「餘民神學」芻議〉中,一個我沒細心留意的地方是「遺民」和「餘民」,在聖經裡實屬同一原文(不同中譯),英文皆作 “remnant” 。我很多謝邢福增教授和葉菁華教授的指正。「遺民」,不是「被遺棄」(being abandoned)的意思。因此,從聖經原文的角度看,我沒必要劃分「餘民」和「遺民」。

然而,我仍認為「遺民」不是一個恰當、現階段可用的詞彙。原因是這中譯的指向,在今天的香港社會莫衷一是,而當中很多指向都不甚理想。一方面,我相信不少人像我和盧龍光牧師一樣,對「遺民」一詞有「被遺棄」的「感覺」、「印象」、即時的解讀——這不關乎有否考究聖經原文之事,而是翻譯出來的語言本身導致使用該語言的人作出與原文有偏差的即時聯想。於是,我在前文提及使用「遺民」一詞令我們缺乏主體性的憂慮,仍可能存在。

另一方面,也可說是另一極端,是「遺民」一詞有過份自我優越的指向,把「非我族類」視作次等,看不到「香港人」原是一個複雜的概念。陳雲在《香港遺民論》一書中,正是以「遺民」來形容香港人,指香港人是華夏文化的「遺民」,應保存和延續它的命脈。這取態以及其引起的憂慮,其實很接近我在前文就「選民」一詞談及的。總的來說,「遺民」這中文翻譯在現階段有眾說紛紜且不理想的指向,以致我認為很難把它加以運用來發展本土神學。

再論「餘民」

但我是否仍堅持用「餘民」一詞?看過留言和評論後,我承認我得三思。關瑞文教授指,第一,「餘民」這詞對很多香港人來說太陌生;第二,他說「餘民」一詞有「本質化」(essentialization)的傾向以致危險,可能壓抑多元聲音,而多元聲音正是抵抗壓迫的基本元素。「本質化」的危險,正是用語可能被宰制者利用,加強、堅固宰制者與被宰制者各自的身份,成為宰制的共謀。

關於第二點,我承認「餘民」一詞有「本質化」以及被宰制者利用的危險,但我想澄清,我在前文那建構本土神學論述的主張,沒有「本質化」的意圖。我的取態,貼近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看法,即不能說有一種香港人身份的本質,卻只有不同人的經驗的相似性,而這些相似性,能讓我們作出歸類辨認;我的取態,也貼近文化研究學者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感情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的看法,即縱使人有不同生活經驗,但我們仍能從不同經驗中看到某社群具某種結構。這結構並非死板不變,而是包含社群中人向結構不斷和主動的形塑。總之,我認為在本土神學論述,並非抽象地提取(abstract)一種屬於香港人的本質,然後發展,卻是基於、從香港人的生活經驗出發,承載起香港人的集體經驗,描繪出香港人的生活經驗「結構」,言說出一種本土神學論述。

建構香港本土神學的需要

為甚麼我深感須言說一種本土神學論述?這與我並很多像我這一代的香港人的生活經驗有關。我出生於八十年代,對香港和中國社會的認識始於九十年代,目睹「六四事件」、一九九七香港政權移交並其後香港社會光景的眾多變化。我的經歷與體會,令我明白香港人有某種深層結構,而這深層結構是可以、應該用言語被言說的。雖然我仍不知道怎樣才是好的言說(事實上,學者們正努力地嘗試對此作出好的言說),但我就是明白它可以和應該被言說。

任何論述,都有被宰制者利用、鞏固其宰制地位的危險。但這不等於不應提出一種論述,因人始終是用言語溝通的動物,我們需要透過言說去表達和生活。論述須被提出,問題是我們必須明白論述提出後,就是詮釋的爭戰。留意今天政治局勢,會發覺戰爭往往不只是以軍備武器出現,卻也以貿易競技、輿論戰等方式呈現。建構本土神學論述,其中一個原因,是抗衡今天日趨呈現宗教性(religiosity)的中共勢力。(參刊登於第1594期《時代論壇》「觀點」的拙文〈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

由從前到現在,很多人明白言說香港本土神學的重要和需要:因上幾代香港人的經歷而生的「難民神學」、馮煒文先生在九七前提過的「陸緣神學」、楊牧谷牧師的「復和神學」、近年任志強博士提及的「閾間神學」……這些神學名目下的內容,有描述(descriptive)、解釋(explanatory)、規範(normative)等不同性質,也有同時具備多種性質的。但如果考慮香港社會今天的情況以及周邊宏觀的局勢,我們會明白今天我們須基於前輩的努力,開創一種新的本土神學論述,因今天年輕一代,成長於九七後,本土意識抬頭,他們心中的香港及中國的定位,跟不少上一代不同(但年輕一代亦要明白,今天的社會光景,從沒有過歷史的斷裂。)可以預計的是,本土意識會繼續蘊釀;然而,另一方面是中共的強勢管治,預料持續一段時間,並會設法把香港的本土意識(中共視之為的「港獨」)消滅於萌芽階段。這就導致兩股抗衡的力量出現。香港社會在未來的變化,固然受多個因素板塊的活動影響。但可以肯定,以上兩個抗衡力量的板塊,一定最為活躍。如果說建構一種新的本土神學論述,就不能不留意這兩個板塊的活動情況;甚至,本土神學論述可能就在這兩板塊互相接觸、碰撞的過程中產生。

建構香港本土神學的困難

然而,正因為身處兩股抗衡力量中,建構新的本土神學論述會遇到不少困難。簡單來說,困難在於香港的獨特歷史和社會處境,例如其殖民地歷史、及後缺乏或只有薄弱的去殖和主體性建立的歷史進程、香港社會本身的混雜性、語言和權力關係的考慮等。

上述已提及,言說、形容香港人時,須小心選取詞彙,因一些詞彙,特別是一些有本質化傾向的身份形容,可能加強宰制者與被宰制者的位置,從而延續甚至加劇已然的宰制情況。語言與現實權力關係,原是密不可分的。考慮到香港在政治層面上,從來只有其政治主權「被移交」至第三方,而沒有真正去殖及其主體性建立的歷史進程,而且,在今天的現實權力關係中,香港處於下風。因此,選取詞彙時必須三思。

第二個困難是一旦用上某詞彙形容香港人,就有掩蓋香港本身混雜性的危險。英殖時期,政府樂見香港人「非政治化」。這間接助長香港社會於某時期孕育出多元的聲音。多元聲音,原是抗衡宰制者的最佳利器。用上某詞彙形容「香港人」,用以承載他們不同的生活體驗,可能是在壓下──甚至抹煞不同的聲音與生活經驗。

此文一直在說「本土神學論述」。但究竟何為「本土神學論述」?我們是要以基督宗教神學論香港,還是要建構屬於香港,甚至是由香港而出的神學?此為第三個難題。

殖民神學和寂民神學

關於第一個困難,關瑞文教授在早段的留言表示,用「殖民」來形容香港人,可能(他強調只是「可能」)會較有抗爭價值。香港似乎是非殖了,但如果按學者周蕾的說法,現在的香港,其實是介於兩種殖民之間(英國和中國)。但既然很多人說香港已「回歸」中國,怎麼會說香港被「自己人」「殖民」?於是,「殖民」這字,構成了一種模棱兩可的(ambivalent)狀況,表達出香港人這身份遊走於渴望去殖與現實是被再殖之間,遊走於自豪與羞恥之間,遊走於發展與被利用之間,遊走於外人統治與被「自己人」消滅香港主體之間。

「殖民」這詞會否有被宰制者利用以加強宰制的情況?確有這可能。但關瑞文教授借用後殖民研究學者史碧娃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的「戰略的本質主義」(strategic essentialism)概念,指「殖民」一詞一方面在哲學上反對本質主義,但在戰略上,因某些政治原因和需要,會視這詞為一穩定的身份,以令人作出相應行動。因此,使用「殖民」一詞會有風險,但使用「殖民」一詞也源於抗衡的需要。

葉菁華教授在留言中認為,「殖民」在文法結構上雖跟「遺民」、「餘民」、「蟻民」等不同(「遺」、「餘」、「蟻」皆為形容詞,所以不能把「殖民」看為名詞),但「殖民」又確能承載香港歷史以及當代香港人的經驗,亦不容易陷入大中華民族的想像,也可跟文化研究中的後殖理論連繫,包括有關混雜性的討論,而且「殖民」令人自然地聯想起「帝國」──這詞的含意就更豐富,既能呼應希伯來聖經和新約聖經很多內容,亦與今天不少討論有關,因為帝國不單止可以指中國、美國、英國,也可以是全球的資本主義。

我認同葉菁華教授的想法,因這可幫助解決上述第三個困難,即困惑於究竟以基督宗教神學論香港,還是要建構屬於香港或說是由香港而出的神學。因為,畢竟,如果我們明白神學有其處境性或個別性(particularity),也有其劃時代性或普遍性(universality)時,我們就沒需要從以上兩者中二擇其一:我們沒可能純粹地用猶太民族的歷史與文化或西方的神學論香港,因為,這是「離地」兼助長霸權的表現;然而,這也不代表我們能完全脫離源自西方社會的神學,只看香港社會發展來談本土神學論述,因為,一來現代社會發展要比我們想像中複雜。在全球化的大勢下,我們更沒可能只看某地域的發展。其次,我們終究要建構的是一種圍繞基督宗教而出的本土神學,而非如佛教或伊斯蘭教的本土神學論述。(但這不排除可與這些宗教對話的可能。)

關於第二個困難,我認為處理的關鍵,在於所選取的詞彙本身要有自我否定的能力,以致能容納多元的聲音。關瑞文教授在後來的留言中,延續有關第一個和第二個困難的討論,並有趣地提出了「寂民神學」。他說,首先,「寂」與「殖」的粵語發音相近,說「寂民」,令人聯想起「殖民」。但「寂民」可解決葉菁華教授提及「殖民」的文法結構問題;第二,「寂民」表達了一批被禁聲、被滅聲的人,這對應香港人從前在英殖時以至今天的狀況;第三,「寂」造成一種矛盾效果,就是說,我們一方面說出「寂民」這詞,另一方面卻表達沉寂的意願,以讓不同的、多元的、混雜的聲音自我表達,抗衡霸權。這種矛盾效果,可以令沉默變得刺耳,或如Simon & Garfunkel原唱的一首歌的歌名般——”The Sound of Silence” ;第四,我們最終也是要言說,因為

"Fools", said I, "You do not know
Silence like a cancer grows.

And the people bowed and prayed
To the neon God they made
And the sign flashed out its warning
In the words that it was forming
And the sign said "The words of the prophets are written on the subway walls
And tenement halls"
And whispered in the sound of silence.

「寂民」是否一個恰當的詞彙,可用來承載香港人的集體經驗,並用以繼續發展本土神學論述?這仍有待時間的驗證。但走筆至此,我們發現如果發展香港本土神學論述,上述似乎勾勒了一些原則或判準。最後,我希望借用神學家田立克(Paul Tillich)的一個說法,為文章作結。

透鏡的比喻

田立克指耶穌基督之所以為基督宗教的決定性、終極啟示(final revelation;田立克強調,“final”比“last”有更豐富的意涵),因為這啟示有否定自己卻沒失去自己(negating itself without losing itself)的力量。這是甚麼意思?一個我們常用的說法就是耶穌基督自願走上十架之路,被釘死,但他不因此失去自己、被人忘記,反而成為歷世歷代多人跟隨的對象。如此犧牲自己卻沒喪失自己,猶如一個清澈的透鏡,完全通明,讓上主的奧祕和持續的啟示,直接穿過這透鏡,進到、呈現於世間,而這就是田立克心儀嚮往的神律(theonomy)。

現階段,我想好的本土神學論述,也可被設想成田立克描述的透鏡那樣。它要有通透的特質。這特質,一方面能讓上主的啟示無妨礙地射進香港,令香港人意識上主沒有放棄「照住」香港——這,是身為基督信徒的認信。

但讓我把這比喻加以想像和發揮,帶入香港本土神學建構的討論裡,就是說,透鏡之所以要有通透的特質,也因為它要把透鏡的另一面,即香港本土的眾多聲音,帶到上主那邊。這透鏡有其形體(form),其上卻不能有任何阻隔光線的障礙。它要透澈得可讓任何光線(聲音)穿過,繼而到達上主那邊。

進一步的是,這透鏡其中一面,要有能力把眾多不同光線(聲音)聚焦。這一方面是說一種本土神學論述要有能力承載眾多聲音,聚焦共識;另一方面是說任何東西(anything)都可被討論,但不是每一樣東西(everything)應被納入本土神學的議程。這有賴一種批判的角度與敏銳的檢視目光。

這透鏡般的神學論述有被強權挪用以合理化其管治的危險嗎?有的。透鏡難以阻止某種壓迫的光線壟斷光線路線;希特拉也會挪用耶穌(的死)為由,壓迫猶太人並合理化納粹的管治。任何神學論述,一旦成為論述,就得承受不可預測的風險。然而,信徒仍相信透鏡的其中一面為上主。上主終究能辨別光線,並把祂的啟示射進世間。

本土意識在近十年的香港迅速冒起。時代變遷,這本土意識有別於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出現的本土意識。基督宗教神學如何應對今天這股本土意識,關係到香港教會以至整體社會的發展。建構本土神學論述是為必要,卻又充滿困難;我們應拋出不同芻議,卻也須無懼聆聽與修正的必要。這文章一如〈「餘民神學」芻議〉那樣,是拋磚引玉。此文的字數比前文多接近四倍,全因本文嘗試抽取因前文引發的珍貴留言與評論。

關心本土神學發展的同道,在未來還有眾多功夫要做。這包括檢視香港社會的歷史(特別是非官方的歷史論述)、聆聽當前香港民間的眾多聲音、留意中國以至世界局勢的發展、敏銳基督宗教神學中有何可與上述對話的資源、嘗試建立本土神學芻議的溝通或凝聚共識的平台等。但願上主使用這一切,祝福香港,祝福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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