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倫敦傳道會在香港開埠初年的城市宣教工作，就必須由理雅各於上環建立的下市場堂（Lower Bazaar Chapel）談起。
一八四三年，理雅各帶同一批協助宣教的華人信徒，從馬六甲抵港。當時倫敦傳道會安排歐籍人士暫住在合信醫生位於灣仔摩利臣山的醫院，並在下市場（現上環蘇杭街和摩利臣街交界處）租了一所房子給華人入住，兼作傳道所。同年年底，理雅各以441元購入該地作為下市場堂，翌年第二個主日開幕，是倫敦傳道會第一所專為華人而設的教堂，由隨同理雅各到來香港的何福堂主理。該堂發展相當不俗，到一八四八年已因不敷應用而要擴建至可容三百人，每週四次講道：主日兩次，週二週四各一次。
下市場堂的地點，某程度解釋了教堂發展旺盛的原因。當時下市場一帶相當接近海岸線，人流旺盛。起初聚居的據稱多為澳門華商，為英軍提供食物、食水及其他補給。而等待到海外打工（或「賣豬仔」）的流動人口，後來愈見增多。他們短暫在港停留，臨時居所環境擠迫惡劣，若不是睡覺寧可在街上蹓躂。當時教會主要的傳福音模式，就是在街頭講道（即所謂「講街書」），又或是在教堂裡分享信息，也有派發福音單張和小冊子。下市場堂的選址，完全切合了當時的社區狀況，聚會人數也持續興旺。
到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倫敦傳道會在香港的教育、醫療及鄉郊宣教工作俱暫時譜上休止符，宣教士亦再沒有提起將整體香港事工遷往內地的想法，改為專注發展市區的堂會。一八六二年，理雅各籌劃興建兩所新堂會，分別位於太平山區（在中區與西盤營之間的華人社區，建立於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末期）以及灣仔區（聚居的華人多於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中期因為逃避內地動盪局勢而來）。值得一提的，是兩堂的信託人都是華人，建築費除了由倫敦傳道會支付的部份，其餘主要來自華人奉獻，可見當時華人信徒群體也有一定的實力與承擔。據劉紹麟於《香港華人教會之開基》引述當年理雅各的信函，他在建堂過程中積極邀請華人信徒參與，目的是希望建立他們對教會事務的承擔，長遠而言是為自理作準備。事實上，在一八六零年，不計兒童，倫敦傳道會在港施洗的華人信徒人數已達119人，十年後達272人。而到一八六七年，教會裡華人信徒的帳目已經與差會分開。
劉紹麟審視過一八六六年及以前倫敦傳道會在港洗禮名冊的各人背景，發現會友以在城市謀生的人為主，當中不少是商業及專業人士，如教師、買辦、政府文職、印刷技術員等。而他們的貫籍頗為分散，主要來自廣東省中部操廣州話的地區。這個會友組合，一方面源於倫敦傳道會原為建立本地宣教團隊的教育事業，意外地培訓了一批城市商業及專業階層，進而成為日後教會的重要核心；另一方面也反映語言群體仍是建立教會的一個重要基礎，不過倫敦傳道會並未如浸信會般，著意探求個別方言社群的宣教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