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九世紀香港的城市宣教工作上，聖公會走過的路有不少地方跟倫敦傳道會相若：他們都有計劃在香港興辦宣教訓練學校（聖保羅書院）培訓華人宣教人才，這計劃也都因為預備學校的學生投身商界和政府而無法成真，然而這些畢業生卻又意料之外的成為後來的初代華人堂會（聖士提反堂）的會友核心。所不同的，是聖公會在開埠初年根本認為香港不適合推動堂會事工，也沒有打算在香港建立華人教會。在他們的宣教規劃裡，香港一度另有位置。
一八四九年，就在港島中區的聖約翰座堂落成前一個月，英國政府發出英皇制誥（Royal Letters Patent）成立維多利亞教區（Diocese of Victoria），幅員非常廣大，印度以東的亞洲範圍盡在其中，並以香港聖約翰座堂為主教座堂。教區首任主教為施美符（George Smith），他既牧養區內歐籍社群，又策劃未來宣教事工，花大量時間四出探訪各地聖公會事工，以及探索未有聖公會傳教士工作地區的宣教機遇。
事實上，在施美符被按立為維多利亞教區主教之前五年，他已經聯同另一位聖公會牧師麥克拉奇（Thomas McClatchie）到過香港、舟山、上海、寧波、廈門等地考察宣教機會，對於廈門、寧波、上海等當地人對傳教士的友善態度印象深刻。麥克拉奇後來還駐在上海，以之為向中國宣教的心腹之地。
至於香港，施美符印象頗為負面：氣候悶熱潮濕，連華人與英國印度軍團也有多人病故；方言混雜，宣教士難以學習；治安惡劣，正經人家不願留港，難以建立教會；還有不少華人對英國的侵略非常反感，對外國人也相當傲慢。雖然麥克拉奇覺得宣教士只應問有沒有傳教機遇，衛生不應成為重要考慮，但他留意到香港人口流動性大，人們賺了錢就走，教會難以建立。而在港興建聖約翰座堂，之前也熱心在華宣教的殖民地牧師史丹頓（Vincent Stanton），亦深覺方言混雜的問題妨礙福音傳播。
基於他們的觀察，聖公會將開埠初年的香港視作興辦印刷工場和宣教學院之所，而並非進行直接宣教工作之地。直到十九世紀六十年代，這項政策才有根本轉變，而催生這轉變的也是施美符。劉紹麟在《香港華人教會之開基》引述了施美符在一八六二年的這番話，跟他在二十年前的觀察變化甚大：
「這裡很快已成為中國很重要的一部份。四處也有村落，氣候也較以前好了，上一年這裡更成為了其他通商口岸的休養整補之地。有人估計再過六十年之後，這裡將會有一百萬人口。內地愈動盪，便愈多內地的富人在這裡聚居。物業價格大幅上升，租金也貴了不少，卻影響不了我們的書院。因緣際會之下，之前的種種負面猜想也沒有實現，這裡更將成為宣教事業的一個重要中心。唯居民流動性高此一特性，仍不利於使人入教。」
自此，施美符在書信中強調新來的宣教士「抵達後要全時間學習中文，他們的職責是與華人一起，他們絕不可分散精力於殖民地牧師的職位上」，標誌著聖公會在港事工的方向轉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