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图兄自二○一七年九月开始，每周都会撰写一封信给因东北发展案、公民广场案及占旺藐视案而被牢的青年人。如此持续的工夫，需要的不仅是恒心与毅力，更重要的，是一种对言说的坚持与热诚。
敢问：在这个强权当道，谎言充斥的世代，言说仍有作用吗？我想起耶稣跟门徒说的一段话：「我该用什么来比这世代呢？这正像孩童坐在街市上向同伴呼喊：『我们为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唱哀歌，你们不捶胸。』」（太十一16-17）面对冷漠（indifferent）的世代，言说是否只是自说自话？
其实，沉重的无能感，什至也出现在言说者身上。目睹理想及价值的崩坏，什至连自己曾持守的信念，也有动摇的可能。正如在监狱中的施洗约翰派人来问耶稣：「将要来的那位就是你吗？还是我们要等候另一位呢？」（太十一3）新约圣经中的施洗约翰，被视为耶稣基督开路的先锋。「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路三4）是他一生的使命所在。被牢者约翰的问题，虽不能反映他对耶稣身份的否定，但也表现出其怀疑及不确定。在迷失的当下，很容易有所动摇，这真是我要走的路吗？如果连自己的信念也不敢肯定是否真的能实现，那么，又可以言说什么？
我相信，进图兄写《给下狱青年的信》，一方面是出于那份知其不可为而为知的信念，要借着书信向这个世代言说。另方面，他的言说，并不是以高高在上的答案拥有者自居，却是让我们看见，一位基督徒新闻工作者，如何在遭遇凶徒施袭的人生巨变中，「迎锋而立」，再次在信仰世界中，认定这个世代需要信念及持守价值。他的言说，既是与下狱青年的坦诚对话，也者未尝不是进入自己心灵世界之中，与自己、这个世界及上主对话。
记得有一次跟进图兄见面，他分享自己近日在阅读的书籍。从《给下狱青年的信》中，可见他曾引用的作家及着作什多，包括：潘霍华的《狱中书简》及《团契生活》；莫特曼的《盼望神学》（Theology of Hope）、《被钉十字架的上帝》（The Crucified God）、The Spirit of Life、Ethics of Hope；德兰修女的《来作我的光》；依路（Jacques Ellul）的Propaganda, The Presence of the Kingdom；鲁益斯的A Grief Observed；Jonathan Sacks的A Letter in the Scroll；还有约翰卫斯理、古伦神父、马丁路德金、卢云神父（Father Henri Nouwen）与迪尔神父（Father John Dear, S. J.），及管理学大师Jim Collins等。不少圣经人物，如约拿、约瑟、约伯、大卫、所罗门、以斯帖等，也曾在信中出现。我相信，进图兄引述这些着作或内容，是因为当他带着自己经历的问题与挣扎来阅读时，得以与作者的生命相遇。他也期望下狱青年，也能透过阅读这一扇窗，得以窥探牢室以外辽阔的天空，人在狱中，但心灵及思想却不被牢禁。
诚如多次被国家牢禁的刘晓波，在〈在刀锋上行走──狱中读《布拉格精神》（1999）一文曾说： 「生活在极权制度压抑下的反抗者，尽管他的声音封杀，他的身体被囚禁，但他的灵魂从未空白过，他的笔从未失语过，他的生活从未失去方向。」这正这个世代需要持守，并且言说的信念。
其实，当我在读进图兄的书信时，也感觉到他是写给我的。无疑，我们并非身陷囹圄，但近年社会沉郁的氛围，也令人有一种被囚的感觉。记得刘晓波曾说：
我不是走出了小监狱（秦城）而又进入了大监狱（专制社会），而是一直没有走出自我设置的心灵牢房，不敢面对真实的心灵才是我的真正牢房，才是谎言的恶性循环的终极根源。扩而言之，正是我们每个人的心灵牢房构成了专制社会的大牢房。因而，冲破专制主义牢房的前提是砸碎我们自己的心狱。
是的，我们并未被囚于那狭小的牢室空间（小监狱），却是活于强权专制的社会（大监狱），还有自己内心的「心灵牢房」。
这样看来，《给下狱青年的信》，不仅是写给厕身小监狱的青年人，也是写给每一个被困在「大监狱」及「心灵牢房」中的你与我。进图兄相信，即或如此，这个世代，仍需要言说。言说我们对理想的在乎，对真实的坚持，对记忆的守护，也是对强权的抗争。
是为序
邢福增
安息年写于国立政治大学
二○一八年「六四」廿九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