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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河逐浪】

教會辦學與政府資助

過往不少論者認為,因著英國是基督教國家,在殖民地時代的香港教會在辦學方面擁有先天優勢。若然回望香港自開埠起二十多年的教會辦學經驗,恐怕上述論者會有另一番體會。

其實,殖民地政府並無宣教熱忱,教會要在港辦學,若想爭取政府支持,就要在創校宗旨裡加入為社會培訓一批懂得中英雙語的人才。不過即若如此,最終結果還得看政府當時的盤算如何——倫敦傳道會的經驗正正是這樣(見前文);即使在英國是國教的聖公會,在香港也面對類似的處境。

根據劉紹麟《香港華人教會之開基》引述香港政府檔案館的聖公會前港澳教區檔案,一八四九年十月十五日,英國坎特伯雷大主教批准在香港設立宣教學院,並命名為聖保羅書院,宗旨為「訓練出一批本地的神職人員及基督教教師,以作為循聖公會原則向中國廣傳福音之用。」一八五零年,施美符主教到任香港。由於辦學開支甚鉅,他之前還在英國之時已致函官員,指學院除可匡正民風,還兼授英語,有助英國在華的商務與外交,要求每年撥款五百英磅資助。結果英國駐華商務專員在書院開辦不久撥款二百五十英鎊,而院方在宗旨加入訓練政府翻譯人才,並承諾政府每年可委派六名學生就讀。

在此之前兩年,殖民地政府計劃物色一些願意接受監管的本地私塾基礎學校,為他們提供資助。政府成立委員會跟進其事,成員包括來自聖公會的殖民地牧師。這委員會建議學校最終應引入聖經之學習,並獲政府接納。政府的視學工作由聖公會人員擔任,而這些學校亦間接成為了聖保羅書院的學生來源。到一八六二年,政府成立中央書院,後來竟發現不少成績較優的學生主動轉校到聖保羅書院去,一度引起官員抗議。

不過,聖公會辦學並非自此一帆風順。十九世紀中,正值英國政府的教育政策由倚賴聖公會辦學改為自行推動世俗教育;香港的殖民地政府亦漸跟隨,教育體制重心轉移至新成立的中央書院,由其校長兼任視學官,監理政府資助的小學。一八六六年,政府中止了對聖保羅書院的資助,翌年書院就因經費不足而停辦。其後教會曾嘗試自資讓書院繼續運作,但最終到一八六九年,書院由教區孤兒院吸納,暫譜休止符。

回顧這段歷史,為了爭取政府支持,而加強院校的英語教育,結果沒有學生願意投身宣教,這個做法是否值得?這個問題,其實聖保羅書院第二任校長蒙克里夫(Rev. Moncrieff)早在一八五一年就提出過,覺得書院其實只須教授希伯來文和拉丁文就足夠培訓華人宣教師,教授英語只會使學生改變志向。不過施美符並不贊同此議,他指出擴闊學生視野和思想領域也是相當重要,而這只有教授英語才做得到;他還主張學校要教授國語,使學生能在全中國都能發揮作用。

問題似乎是:在一個紙醉金迷的商業城市,如何讓學生靜心下來讀神學。而事實上,自一八六九年聖保羅書院停辦起,香港就再沒有教會興辦神學教育,要直到一九四九年大批內地神學院被迫遷港,情況才有根本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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