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九世紀中葉香港開埠初年，多個差會或獨立宣教士曾積極在這個荒蕪的小島進行建設宣教基地的實驗，北望神州。他們當中，除了倫敦傳道會和聖公會能夠在香港站穩陣腳，事工一直有所延續；其他宗派的差會都曾經經歷長短不一的停頓，有因宣教士人各有志而離港改往內地服事潮州話族群的浸信會（見1608期前文），也有因內地宣教條件轉變而索性將宣教站遷冊廣州的美部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
一八一○年由美國公理宗背境的信徒及神學生推動成立的美部會，首位來華的宣教士是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他於一八三○年抵達那時內地唯一容許外國人停留的廣州，是首位來華的美國宣教士。其後美部會宣教士來華者眾，數量與倫敦傳道會不相伯仲。他們也在新加坡及婆羅乃等南洋地區開辦學校和印刷廠，既向當地華人傳福音，亦等待進入中國的時機。一八四二年香港正式被割讓予英國，當時身在澳門的裨治文隨即發動在廣州和澳門的宣教士籌款，以在香港興建差會大樓，並安排把新加坡的印刷設備運來香港。兩年後，他們在香港已建成一樣兩層高的差會大樓，內有教堂、學校、診所等事工。同年，裨治文去信差會，強烈要求差派更多宣教士來港。劉紹麟在《香港華人教會之開基》節錄此信，透露了裨治文對這小城的洞見與遠象：
「維多利亞城愈來愈繁榮，將會成為各種重大變革的根源，在香港的正或邪，都會以倍數增加，如果香港是腐敗的話，它的影響將既深且遠。這個城市應要走另一個方向，我們應將它推向另一個方向。」
不過，美部會總部對香港就比較保留。他們推斷香港將成為重要的轉口港，可建立印刷事工，但他們對於在「更北的地方」建立宣教站有更大的興趣。情況到了一八四四年顯得明朗，那一年中美簽訂《望廈條約》，明確容許美國人在通商口岸購地建堂；隨後滿清與法國的條約亦申明通商口岸有傳教自由。自此，美部會將事工主力放在廈門，並指示宣教士變賣了香港的物業，將學校和印刷廠等所有事工遷往廣州，期望該處成為另一個永久的傳道站。總部的文件指：「廣州當可成為我們的永久傳道站。當地人口有百萬之數，即使一百個傳教士在此付出終生努力，也不會與其他人的事工重疊」。而美部會在香港開埠初期的事工，前後只維持了三年。
美部會總會的判斷很明確：中國才是目標，一旦到內地宣教成為可行，香港便不值得投資。不過往後的發展卻不盡如該會所料。因著排外等種種因素，廣州站的事工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末就停止；剩下廈門的事工在繼續。
更出乎當年意料的，是再過三十年後，美部會因應不少從海外回來的華僑在香港聚居，重新派遣宣教士來港建立教會。這位宣教士就是喜嘉理牧師，他所建立的佈道所就成為了今天中華基督教會公理堂的前身。而在他首批施洗的信徒之中，包括了後來將中國社會推向共和的孫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