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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河逐浪

歷史長河,粼光點點,都在見證祂的故事。微觀昔日教會點滴,遠眺主澤長流。

【長河逐浪】

一戰下的「敵產」教會

剛過去的一星期,廣島和長崎分別舉行原爆週年紀念。當年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1939-1945)的兩枚原子彈,共奪去近二十萬人的性命。

戰爭的勝負,在乎策略與實力。但承受戰爭代價的,永遠是民間百姓。作為民間社會一員,香港教會在當年的兩次世界大戰裡,又經歷過怎樣的歲月?

就第一次世界大戰而言(1914-18),由於戰火沒有直接波及香港,社會對此的集體記憶也較為模糊。不過對於教會群體來說,由於差會來自世界各地,包括在大戰裡與英國敵對的德國,遭遇就有點不一樣。

在香港開埠初期,雖然已經有德裔自由宣教士到來,但現代意義的德國當時仍未建立。在十九世紀中葉的香港教會歷史裡,由差會派遣的德裔宣教士,主要來自「三巴會」,即巴色會(Basel Missionary Society,後稱崇真會)、巴勉會(Barman Missionary Society,後稱禮賢會)以及巴陵會(Berlin Missionary Society,又稱柏林中國傳道會)。

一戰伊始,來自德國差會的宣教士均被港英政府要求離境,他們所建立的教會,或暫交倫敦傳道會監理(例如禮賢會香港堂),或自行組織總會(例如崇真會救恩堂)。其中禮賢會香港堂剛好在戰事爆發的八月一日舉行教堂落成的開幕典禮,當時禮賢會母會並將總議會安排在八月三日舉行。戰事爆發後,港府要求在港德國僑民立即離境,雲集在港的德裔傳教士只能匆忙離開,而禮賢會香港堂亦由此展開華人自理之路。

德國差會主辦的社會福利事業,亦遭遇同一命運。例如一八五一年因應棄嬰問題而創立的巴陵育嬰堂(Berlin Foundling Home,後改名巴陵女書院),就是因為德裔女宣教士在一戰爆發之後被驅逐出境,而改由港府委託的聖公會教士代為管理,資金由各界募捐。到一戰結束,德國戰敗,書院亦告解散,女童由本地華人基督徒家庭收養。原址一度改建為警署,現為高街戴麟趾康復中心。

雖然德國背景的本地教會在一次大戰時期遭遇這些波折,但到後來二次大戰的三年零八個月,狀況就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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