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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河逐浪

歷史長河,粼光點點,都在見證祂的故事。微觀昔日教會點滴,遠眺主澤長流。

【長河逐浪】

戰火浮生的人情與智慧

香港日治時期的教會故事,其實在三年零八個月之前,已悄然展開,甚至還早於日軍空襲香港之前。

一九四一年九月廿一日,距離日軍進攻香港還有兩個多月,戰雲密佈。那一天,在香港只剩下二人出席的日本人教會舉行最後一次崇拜。當天崇拜由平岡貞領會及致感言,藤田一郎負責認罪祈禱。到崇拜結束,這所日本人教會也就正式關閉,平岡貞將聖餐及洗禮所用的銀器,連同一封請託書,轉交中華基督教會公理堂的翁挺生牧師代為保管。

此前,日軍於一九三八年十月攻陷廣州,隨後於粵港邊境與中國軍隊拉鋸,也不時挑釁香港;不過港英政府為免擴大事態,均低調處理,並開始自行備戰(英國自一九三九年起不斷受德軍空襲,自顧不暇),以至撤走英籍婦孺。而日本政府亦於一九四一年初開始,勸喻在港的近六百名僑民逐步撤離。不過平岡貞與藤田一郎未有跟從日本政府的撤僑呼籲。

平岡貞為何將禮器交予翁挺生保管,至今仍未有確切的說法。但戰前已在香港從事貿易工作數十年的平岡貞,過去曾到公理堂參加聚會,將翁挺生「尊為師,尊為父」。他將日本人教會的禮器交翁挺生保管,順理成章。到後來日軍佔領香港之初,教會被下令停止禮拜及傳道集會,公理堂卻因為這批禮器而得被豁免,可以繼續聚會,成為全港唯一的例外。當翁挺生向前來教堂視察的日軍長官出示這批禮器以及平井岡的請託書,軍官拆閱後,突然舉手行禮。就是這樣,公理堂得免於當年不少香港教會所遭遇到的徵用、搶掠和破壞。

在二次大戰下的香港,不同國籍的信徒教牧,往往會因為戰事的推展,遭遇翻天覆地;教會亦會就事態發展,加以調度,以保護教會。一九四零年六月,意大利向英國宣戰,當時港府委婉要求天主教會的恩理覺主教(Bishop Valtorta, Enrico PIME)減少留港工作的意籍神父人數,留港者更須親身向當區警署報到,所有信件須上繳審查;但修女可獲豁免。後來港府更發出針對意籍及德籍人士的限制法令,派兵駐守他們的居所和工作地點。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軍開始進襲香港,意籍神父就被港府覊留在赤柱監獄。因屬梵蒂岡籍而沒有被拘禁的恩理覺主教,當天就召見了耶穌會會長蔡伯德神父(Fr. Patrick Joy, SJ),要求派遣國籍屬中立國愛爾蘭的耶穌會會士,接管各堂區教務;這樣無論戰事最終由哪一方勝出,教會仍可平穩過渡。恩理覺亦刻意安排意籍神職人員到各堂區,借其軸心國國民的身份來保護教產及人員。

當眾耶穌會會士在不同崗位跟進難民的疏散及糧食供應事宜之時,蔡伯德就隨即整理並銷毀與教區有關的重要文件,免被日軍有機會用來傷害教會,重蹈當時其他淪陷區教會受迫害的遭遇。


資料來源:

陳智衡(2009)《太陽旗下的十架:香港日治時期基督教會史(1941-1945)》(香港:建道神學院)頁143-147,171-172
鮫島盛隆著,龔書森譯(1971)《香港回想記》(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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