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六岁的老人家说：我觉得惭愧，因为四年前没有陪同示威的群众一起承受胡椒喷雾和催泪弹。
他是占领运动的其中一位参加者。催泪弹后，他渡过了很奇怪的一个长夜。
他是赶去现场支持罢课学生的一位市民，是曾经在罢课现场讲过社会伦理的老神父。
二○一四年九月廿八日凌晨，他被困在添美道。那一夜，找一个街角，睡了两、三小时。天一光亮，就醒过来。
他说：「傍晚时间，我听到催泪弹的声音，见不到，因为我困在（添美道）里面，我觉得惭愧，因为无试过胡椒粉和催泪弹。」
这是天主教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在法庭上的证供。占中案进入第十二天的聆讯，辩方传召陈日君上庭作供。陈枢机约早上九时到达法院，在开庭前十五分钟就进到法庭内。多位被告明显表现雀跃，公众席上的市民有轻微的起哄。全场等待。
九位被告中，代表占中三子戴耀廷、陈健民、朱耀明的辩方资深大律师麦高义一开庭就传召早已在等待的陈日君。陈日君在宣誓后坐下。法庭的翻译职员改变位置，特别坐到陈枢机的左边。
陈日君作供时间大约四十八分钟。控方及法官没有提问，其他被告的代表资深大律师也没有追问。陈日君在庭上讲述参加「和平占中」的经过、原因及信念，他清楚描述细节，对每条问题详细解说。
「占中三子」及其馀六人被控煽惑公众妨扰等罪。陈日君被问到三子的品格时，他说，很欣赏三子，觉得三人比自己更虔诚，例如有时候他与三人倾谈后，他们会邀请枢机为大家祈祷，求上主不要有暴力发生。
陈日君在庭上表示认同公民抗命的方式，因为相对于激烈的行动，公民抗命是以轻微的方式去扭转一个严重的社会情况，而且参加者亦会负上刑责。他认识公民抗命，因为是他所教授的神学哲学範围，是社会伦理的课题。被问及公民抗命是否与道德有关连，陈说，按照他的学习，在现代社会和法律界都接受公民抗命，是符合天主教信仰，天主教的法律界人士也很赞成。
麦高义提问，为何陈日君觉得占领中环运动与自己个人立场一致？陈说，当时香港有长期不公正的情况，公民抗命是合适的办法。
陈日君说，他不记得何时第一次知道有和平占中运动。大约是三子在报纸或聚会上宣布后，他就有兴趣参加。但由于工作繁忙，没有紧贴消息。
在占中启动前，陈日君曾与三子讨论行政长官选举办法的民间公投内容，并提出建议。为了推动公投，他连续七天毅行，每天步行约八小时，几乎走遍全港。陈日君在庭上清楚地忆述二○一四年的公投结果，包括有七十九万人参加公投，超过六十三万人赞成普选行政长官要有公民提名的办法。他又说出当日三个公投方案的得票数字，及有88%的市民投票支持如果政府的方案不符合国际标准，立法会应该否决，这个否决的项目是陈日君在公投前向三子建议加在公投内的。
陈日君对人大八三一的落闸决定表示很可惜。他说，根本完全否定了《基本法》所定的程序。他怀疑是政府向人大提交报告时，完全不重视香港人的公投结果。既然无办法改变，三子在这个时候就决定占中。
至于到金钟以至参加占领运动的经过，陈日君说，他在二○一四年九月先到场支持学生罢课。陈日君认同学生罢课，因为形势严重，要有决心。他特别欣赏学生罢课不罢学。他曾应学生邀请到罢课现场演讲，教授公民抗命的理念。
麦高义追问二○一四年九月廿六至廿七日金钟的情况。陈日君说，在廿六日知道有人要在原本的罢课场地庆祝国庆，学生被赶往地方较小的添美道。他曾在廿七日上午及晚上到添美道，半夜前离开。「因为占中计划是在十月一日，我想参加那个（运动），不想（提前）被拘捕，所以回家了。回家后，到廿八日的凌晨，听到占中三子宣布占中，我再赶回去。」
麦高义问陈日君回去添美道后见到什么？他说：「见到好唔开心的事情，好似有学生不赞成占中开始，什至有人话三子骑劫学生，我就拿着咪，叫大家团结，不要分裂。」讲完，他找一个角落休息。
麦高义再追问陈日君清晨醒来后看到什么，尤其是人数方面的情况。陈说，看见现场有很大转变，由前一晚的人山人海，剩下很少人，「空空地，好多人走左」，当时见到两个女学生哭着请求现场的人不要离去。后来甘浩望神父到场主持弥撒。陈日君说：「（做弥撒）好啱。」
到九月廿八日中午，陈日君听到现场警察说，只能离开添美道，不能进入。他认为警方的部署对警方不利，是警方上级决策不理性，因为外面愈来愈多人，里面很少人，对警察很危险。
到傍晚，他听到警方施放催泪弹。「傍晚时间，我听到催泪弹的声音，见不到，因为我困在（添美道）里面。我觉得惭愧，因为无试过胡椒粉和催泪弹。」
陈日君批评警方施放催泪弹的决定非常不明智，会令市民更加愤怒，他当时很担心人群失控。他用大声公向现场群众呼吁：「大家回家，我地（已经）赢左，不要留在这里，番屋企喇，已经暴力，佢地唔理性。」「但唔系好多人听我的呼吁。」
陈日君又说，他们一直困在添美道，非常疲累。他睡着后，久不久便醒过来。他说：「好奇怪，好长一晚，无事发生，我惊我地啲人失控。所以咁平安，是因为三子一路话用和平、爱心去占中。」
陈日君以为警察准备进行拘捕。然而，警方没有行动。在九月廿九日清晨，大批警察退场。「经过我地，却唔拉我地，我地同警察讲『辛苦晒』。我知出面的人无『嘘』警察，佢地拍手。我觉得我无野可做，既然不拘捕我地，我就回去修院教书。」
以后的日子，他间中回去现场。他担心事情发展，有时会和占中三子见面，想与学生沟通，但感到困难。「十月二日请佢地（学生）倾偈，等到傍晚，有两个代表来，但佢地好攰，无心机倾。嗰几日，我俾纸条佢（倾）。我担心情况危险，好像无人领导，无人控制。」陈日君又表示，三子亦看似已无机会给意见。
陈日君透露，其实他很早已想自首，但一直等待三子采取行动，因为自首是包括在公民抗命中的。「就算警察不拘捕我地，我地都自首。」
陈日君其后在二○一四年十二月三日随三子及大批占领运动参与者前往中区警署自首，承认参与公众集会。枢机十六岁来香港，漫长人生在香港度过，曾到意大利修读神学，成为神父，于一九九六年成为香港区助理主教，六年后成为主教，并于二○○九年退休。
从修院、教会、街头、警署到法院，枢机的言行实践了自己对公民抗命的信念，见证着自己的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