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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再省:
當日本基督徒迫害僧人時,上主為何沉默?

「甚麼是事實(fact),甚麼是後人作的故事(story),誠然有再確認的必要。」上年二月,畢業於東京大學宗教史系、榮休於長崎純心大學人文學部的宮崎賢太郎教授,在其著作《潜伏キリシタンは何を信じていたのか》(東京都:角川,二○一八,中暫譯作《潛伏基督徒到底相信甚麼》)深究長崎基督宗教古今的發展脈絡。宮崎教授生於長崎,對於家鄉能成功登錄為世界遺產自然感觸,對《沉默》的小說與電影也有所關注,但正因如此,他以為我們更不能沉醉於故事的虛幻,而是查證真相。此書出版短短五個月再版三次,箇中查考仔細,盡顯日本學者的治學態度,也有助糾正香港信徒對《沉默》的誤會。下文筆者略述書中幾項要點:

一、忽視戰國末期日本天主教對他者迫害的歷史。一五四九年,耶穌會創辦人之一的沙勿略抵達鹿兒島,開展了天主教在日本的宣教活動。直至一六一四年,江戶幕府執行嚴厲的禁教令為止,天主教在日本活躍的年日大約有六十年之久。在這半個多世紀中,不少著名的領主(日文漢字作「大名」)改教,同時其管轄範圍下的天主教徒隨之大增。然而,管治者亦對領土內的佛教和神道教進行迫害,譬如強迫佛僧改信天主教,並把不願者流放,又毀掉大量神社和佛閣,把原址或所得來的建築材料改建為教堂。

二、誇大戰國末、江戶時代信眾的「敬虔」。三度赴日傳教的耶穌會修士范禮安曾在一份報告書指出,日本人的領主因為想賺取與葡萄牙帝國貿易帶來的收益,命令治下的人民信奉天主教。由於日本人素來對在上者十分順服,於是出現大批庶民信教的情況。當然,范禮安的觀察亦非完全符合現實,的確有民眾因為傳教士對窮困群體的社關行動而決定受洗入教。但是,絕大部份的日本人願意歸信天主教,都緣於對現世利益的追求。武士為了求得武運,以為傳教士持有的聖髑、十字架等舶來品具不可思議的力量;又如知識份子,因為驚嘆傳教士教授的科學知識而入教。況且,日本教徒雖然把佛像、佛壇、佛珠、牌位等宗教物品毀掉,但取而代之的卻是聖像、聖畫、玫瑰經等聖具。此外,本來分擔不同福址的神佛,也不過是由守護聖人取替。對作者而言,這表示日本傳統宗教的巫術本質,並未因改教而有所轉變。

更甚者,除了一部份的領主和武士,大部份民眾在洗禮前,只接受過非常顯淺的信仰教導,難怪後來有葡萄牙的神父到九州履任之際,竟發現絕大部份的教徒除了洗禮之外,對教義一曉不通。這種以暴力排外和虛浮敬虔為基礎的基督宗教,一旦失去德川政權加持,表面風光的教會景象就急速下滑,大批信徒紛紛在禁教令頒發後離教。

況且,大部份信眾根本沒有受過高等教育,殘留下來的宗教文本也就失卻意義。因此,不難想像法國傳教士珀蒂讓在二百多年後(一八六五年),於長崎浦上地區發現潛伏多年的「信徒」群體時,察覺到他們對自己所作的宗教行為意涵毫無認識,純粹是為了信奉祖先留下來的宗教而代代相傳,甚或出現了瑪利亞觀音像(非為了避過朝廷的檢查)、把殉教者供奉為「大明神」(為神道教對神明的稱呼之一)以保佑漁民平安、收集聖水和摺紙十架辟邪等與地方文化混雜的宗教內容。

三、應肯定的乃幕末信眾的忠貞。潛伏「信徒」群體的情況,自然令傳教士感到憂心。建立天浦天主堂之外,傳教士等人的當務之急,除了找尋浦上之外的潛伏「信徒」,還要處理教義再教育的議題。由於當時禁教令還未撤銷,傳教士只能在晚上暗暗的教導教眾。另外,因為不能把年輕熱心者送往海外進修神學,也只能在天浦天主堂的神父宿舍內設立祕密神學院。可惜,兩年後朝廷發現仍有天主教的存在,於是拷問並流放大批浦上的教徒,神學生亦只好逃到檳島和上海,史稱「浦上四番崩れ」。

要到一八七三年,明治政府終於撤銷禁教令,被流放的教徒才得以回鄉。據統計,流放時死亡者共六百六十二人、棄教者共一千零二十二人,還有約一千七百人堅守信仰者生還。流放的表表者高木仙右衛門(一八二四年至一八九九年)歸回後,表明自己對天主有真正的信心,強調自己所信的與潛伏時期的宗教內容迥然不同,甚至在其口述筆記留下「即或把我殺掉也不會敬拜神佛」等字句。

《沉默》的時代背景應是戰國末期與江戶幕府初建立的時期,筆者不會全然否認部份殉教者的敬虔,但從宮崎教授的考察看來,顯然現實較《沉默》的創作世界複雜得多。例如攝津國(今大阪、神戶一帶)領主之一的高山右近,是出名的基督教大名,生時歷經豐臣秀吉和德川家康的禁教政策,為了信仰而捨棄全部領地和財產,流離失所,最後在馬尼拉客死異鄉,時至今日仍備受教廷推崇。然而,他在得意之時迫害佛僧、破壞寺院,我們又要如何理解?又假若在明治的宗教開放時期,強調自己所信的非潛伏時期的「天主教」,我們又要如何面對「二百多年來『信徒』堅持的到底是否基督信仰」等問題?反之,幕末對信仰一如始終的長崎信徒,卻又鮮有地少進入我們的視野之中。

因此,當筆者回首那段教會圈子熱列討論《沉默》的歲月時,實在感到缺乏深度。就算單單在宗教範疇上,沉默不單是上主對信徒受苦的沉默,基督教妄想壟斷對上主沉默的詮釋權。當日本的基督教領主迫害僧人時,為何上主沉默——為何沒有人這樣問?如此類推:當十字軍東征時,為何上主沉默?當自命天主教徒的西班牙人,在南美把原居民趕盡殺絕時,為何上主沉默?當基督新教徒在北美把印第安人趕出家園,為何上主沉默?當西方傳教士借軍力進入滿清,為何上主沉默?上主為何對教會種種惡行沉默——這個問題,在基督教圈子討論《沉默》的時候,有多少人提出過,筆者對此有所懷疑。箇中反映甚麼,更值得我們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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