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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先知但以理看国歌教育

香港已回归中国廿二年,但港人(特别是年轻人)的国民身份认同仍偏低,故此特区政府不停大力推动国民教育。《国歌法》和国歌教育立法,可被视为推行国民教育的方法。随着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将国歌法纳入《基本法》附件三,香港政府也展开《国歌法》和国歌教育立法的工作。对于《国歌法》的实施与国歌教育的推行,香港社会反应两极。

国家强硬地通过教育加增人民对国家和政权的认同,基督徒的角色是什么?我们又应当如何自处呢?圣经有教导我们当顺服在上的掌权者,但在什么情况之下,圣经教导我们需要拒绝顺从呢?旧约时代但以理的事迹,能够给今天的基督徒,在极权主义高举的时代中,一些明确的启示。

但以理与三个朋友的不顺从故事

但以理在年少的时候,经历国破家亡的惨痛,自己的文化和信仰渐渐「被消失」。那时君王和百姓皆崇拜偶像,巴比伦帝国侵略以色列。为了统治庞大的帝国,巴比伦王从掳来的人中,挑选青年精英份子进入王宫接受特训三年。他们都是在以色列有影响力的人,巴比伦帝国通过王宫的教育,全面地同化这些年轻人的头脑和内心,什至更改他们原来的姓名,叫他们忘记自己真正的身份。巴比伦王确实有政治的谋略,他选入巴比伦王宫的犹大精英份子,都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王宫的人。巴比伦王给予这些少年人宫廷式的待遇,能享用王宫的佳肴和美酒,他们只要努力学习巴比伦的文字言语和文化,效忠巴比伦王,带领被掳来的同胞一同归服巴比伦王,将来必能过安稳和亨通的生活。

在被选入巴比伦王宫的以色列少年人中间,有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他们不像其他的同胞那样承受作异国奴隶的艰苦,却享受世界的美物。然而,他们洞悉在舒适的环境和特权背后,潜在严重的属灵危机,那些王的膳和王的酒全都是祭过巴比伦的偶像才送来给王的。在旧约圣经利未记,耶和华神禁止以色列人吃不洁的动物,故此但以理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但一8)纯正的信仰,比世间的荣华富贵,对基督徒来说更加宝贵。往后,巴比伦王为国家树立了巨大的金像,并且下令在开光之礼那天,所有人必须跪拜金像,凡不俯伏敬拜的人,必立刻被处决,丢在烧得猛烈的火窰中。但以理和三个朋友却有坚定的信心,拒绝跪拜偶像,即使巴比伦王召见他们,给予他们最后一次机会,他们也没有让步,然后对巴比伦王说:「我们所事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决不事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但三17-18)最后,他们被掉落火窰中,但神差派使者与他们同在,保守他们,叫火无力伤害他们,头发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

但以理持守纯正的信仰,使他拥有美好的灵性和神的智慧,以真理承担公职和官务,帮助国家领导人知道神的启示,他在仕途中一直高升,成为巴比伦王一人之下的总督。他因此卷入政治的漩涡中,那时他的政敌怂恿王立法收紧宗教自由,禁止一齐敬拜和祷告的行动。然而,但以理知道这禁令,却一日三次双膝跪在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但六10)最后他受惩罚,被丢在狮子坑中,神却封住狮子的口,保守他,叫本来不认识耶和华神的巴比伦,亲眼看见活着的神奇妙的工作。但以理和三个朋友逆流而上的信心,能够给予基督徒的启迪,就是「顺从神,不顺从人」,这是应当的。

Daniel in the Lions' Den, by Berg (Author), Beatrice Darwin (Illustrator) 1973

国歌法与国民身份认同的再思

《国歌法》是用刚性的方法来培育国民身份认同,其设立的目的是借着禁止负面的行为,如规定人民以什么姿态去面对国歌演奏,来控制负面的国民身份认同。但众所周知,法律只能控制外显行为,无助培育心中的正面的国民身份认同。相反,如果法律及其执行过于强硬,反而可能会引起内心更大不满,进一步强化负面的国民身份认同。若人民内心已有负面的国民身份认同,但因法律的强制性,而被迫作出正面的外显行为,结果只会引致扭曲人性,表里不一、造假的情况。现时的情况正是如此,不少港人,特别是年轻人的国民身份认同愈来愈低,愈来愈负面,强制性的法律,只会引致更负面的后果。

至于国歌教育,则是一种用柔性的方法,从感情入手来培育国民身份认同,希望借着音乐的感染力,来培育正面的国民身份认同。但是单从感性入手来培育国民身份认同是否足够?从当代公民教育理论来看,「公民」是指「多元公民」,这观念包含不同地域层次的公民,包括地方公民、国家公民(国民)、世界公民。换句话说,国民是公民的一个元素,故此国民教育可说是公民教育的一部份。由于公民教育强调培育批判思考者,作为公民教育的一部份,国民教育也应以培育「批判性爱国者」(critical patriot)为主要目的。

批判性爱国者并不是盲从的顺民,而是「愿意并能持客观、持平的态度,对国家『是其是、非其非』。对国族有情、有承担,对国家的成就感到欣喜,对国家的阴暗面感到担忧,并提出批判,在批判反思之馀,也愿意投入共同改善国家的阴暗面」的国民。其实这正是一种「爱之深,责之切」的表现。此外,批判性爱国者也是重视普世人权价值,对人类福祉有承担的世界公民。从上述讨论可见,单从感性入手的国歌教育,是不足够培育批判性爱国者的,因为其对知性方面的培育着墨不多。


From the book of Daniel. Woodcut from the Nuremberg Chronicle 1493

以「争议性课题」教学培育批判性

至于学校可如何透过国歌教育来培育批判性爱国者?作为音乐教育,从音乐艺术角度来学习国歌是最基本的。但若要借此达致培育批判性爱国者的目的,老师要进一步探讨与国歌相关的议题,当中可能涉及跨学科的协作学习,例如与中史科合作,探讨作词者田汉之死与文革的关系、国歌修改歌词等历史议题。由于这些议题大都是争议性的,故须用「争议性课题」教学法来施教。老师要营造开放的、尊重说理、尊重多元意见的课堂空间和氛围,与同学从多角度反思相关议题,深入份析各观点及其论证和所蕴藏的价值。在这些议题上老师可能有一定倾向,但作为专业教育工作者,老师应尽最大努力,以「专业的我」(professional self)来管理「意识形态的我」(ideological self),以确保是国歌「教育」而不是「灌输」。有两点要特别留意:任何官方论述都只是多元意见之一,绝不可以此打压其他观点;而老师也可份享自己见解,但也只是多元意见之一。最后,同学应基于一些人类共通的普世价值如《国际人权宪章》,和根据相关观点及其论证的合理性来判断。根据公民教育理论,将争议性课题教学法引入国歌教育,应是培育批判性爱国者的较有效方法。

对基督徒来说,批判性爱国者就是不盲从国家的指示,当政策与基督教信仰有违背的时候,便凭信心顺从神的旨意,即使有生命的危险,也向政权抗命。近年中国政府大大紧缩宗教自由,禁止圣经在内地流通地销售,计划修改圣经,将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国儒家文化融入圣经中。至于香港方面,随着中央政府对一国两制的收紧,香港已由半民主政体,慢慢沦为半专权政体。笔者认为,香港基督徒除了要为国家祷告,叫国家领导人能够知道敬畏神的心,和治国、得民心的智慧外;更要发挥公民的身份,在政治上发声和参与,抗衡专权政体对一国两制的践踏;而基督教学校和基督徒老师则应深入反思,面对专权政体对一国两制的践踏,教育可以如何回应及以行动抗衡之。

在港人国民身份认同及对中央政府信任偏低时,特区政府更应深入了解港人,特别是年轻人的想法和担忧,才能提出较有效的方法来提升国民身份认同。在一种缺乏深思熟虑的情况下仓卒地开展《国歌法》和国歌教育来培育国民身份认同,基本上是下下策!

(本文部份段落取自梁恩荣、黄观连、司徒沛芝着〈推国歌教育须深思熟虑〉,
《明报》,2018年7月31日。分题为编者所拟。)



梁恩荣为香港教育大学教育政策与领导学系客席副教授、
邓希恒为香港教育大学教育政策与领导学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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