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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命已由水變酒」
陳健民的信仰與實踐


打從「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發起以降,戴耀廷、朱耀明及陳健民三人的名字,便緊緊地扣在一起。許多人都知道,「佔中三子」中有一位牧師及基督徒。有人笑言,餘下一位陳健民也是「半個基督徒」、「曾是基督徒」……

關於陳健民與基督教信仰的關係,他在最後一課(編按:陳健民在去年十一月十三日晚上的公開課堂)中首次自白:「我是不是基督徒呢?我被學生問了很多年,我經常不回答。我只能說,我是一個有信仰而無宗教的人。」我們該如何理解「有信仰而無宗教」?對此,筆者於一月廿四日在陳健民的辦公室跟他作了一次訪談,「其實我幾十年都沒有去與多人討論自己的宗教信仰……」,聽他娓娓道出自己與基督教信仰、教會及宗教間的拉扯、糾纏與連結。 



信仰對我生命有很強烈的要求

中學生時代的陳健民,是一位對信仰認真的基督徒。他是家裡第一位信主的人,就讀於路德會協同中學。中三那年,被一位基督徒同學領他回教會,翌年便在信義會鑽石山堂受洗。由於他喜愛彈結他,常在團契中表演音樂,「感覺很安靜很舒服……是音樂帶動我進入教會,然後與上天有些溝通。」

教會生活改變了他的性格。自小由於聲音「好沙」,令他成為「幾自卑、恐懼的人」。「以前搭小巴,連『街口落車』幾句話都不敢開聲說」。但在教會開始與不同人說話,「你覺得他們會接納你,你便不怕,試著去講。所以教會對我有很大impact,這是我的起點。」

更重要的是,成為基督徒後,「開始認真去想想信仰在我生命的意義是甚麼」。「你要過一個更加serious的人生,對人生要有一個更好的看待,如何覺得要過得有意義,是上帝希望你去過的。我經常覺得我是上帝的器皿,但這器皿要用作甚麼?……我不想白白度過這生,而且不斷地問,上天要我生活在這世界的意義是甚麼。」藉著信靠這位全能的上帝,他開始尋找意義,並且得著克服困難的勇氣。「若你找對一個上帝要你做的事,上帝一定加力給你,一定會做到。」

未幾,這位中學生遇上了「金禧事件」,並參加了一九七八年的維園集會。「我當時真的不是因為關心社會而參與金禧事件……」,但事件卻對他帶來重大的衝擊,「我發現自己是那麼沒準備進入社會,我沒法判斷一件事的對錯是非,而我那時候就已經在掙扎,作為一個基督徒,我對自己的生命有所要求。」這種要求令他產生恐懼感,「覺得自己無能力分析社會,亦無能力承擔上天給予自己的使命,因此,那時候開始便對自己有要求,要能進到大學。」結果,他便決定在中文大學修讀社會學。

一九八三年,陳健民在大學畢業前寫了〈我的四年〉,清楚指出自己曾在上帝面前的立志:「我要讀社會學。我要先了解社會,然後才能服務香港、貢獻祖國……我要研究基督教社會學,我要以哲學為起點,用理性重新建立我的信仰。」這是他在新生註冊表上為自己訂下的學習目標。(編按:〈我的四年〉文章掃描影像見邢福增〈作基督徒的意義:讀陳健民〈我的四年〉(1983)〉


在教會內我沒有平安

大學的氛圍,主修社會學,副修哲學,令陳健民更多思考人生與信仰,「開始有更多對信仰理性的思考,更多要求信仰要在這世界中實踐」。但當他帶著這種渴求回到教會時,「嘩!教會對我來說,開始完全感覺是兩回事,令我覺得是相當窒息、不舒服的,在教會內我沒有平安。」

他參與的教會位於鑽石山大磡村,是大型的寮屋區。會眾由不同地方回教會,聚會結束就離開,「完全同社區沒互動」。他形容有一次,參加聖誕節報佳音,「大家要搭車去教友的家報佳音,而不會在社區內報佳音」。這經驗令陳健民產生強烈的感覺,原來「這間教會可以同他周邊的世界隔絕」。

為了打破這種隔閡,他任青年團契團長時,便要求團友「進入自己生活的社區唱歌」。對團友而言,第一次「大家覺得很striking」,因為不少參與教會多年的人,只是「望著教會這建築物入了去就算,周邊是完全沒關係」。「周圍很骯髒、教會很乾淨」,形成了強烈的對比。他曾提出希望開放教會,成為社區補習的地方,但卻換來執事、教友的反對,「覺得會整骯髒教會」……

他感受到,原來不少教友只在私人問題(如升學、愛情)上尋求上帝,但對於社會問題,「又不會問上帝有甚麼意思」。陳健民形容,這是一種「將信仰放在『私有化』的做法,就像是把信仰放在盒子之中」,但他讀聖經時的理解卻不是這樣:「以前的先知不是都會走到城牆和守望台之上,不斷拷問上帝:『為甚麼祢會讓外邦人入侵我們?』」

此外,陳又發現,教會「不能討論問題」,因為「每件事都已經有一個答案」。他常常從理性出發去思考信仰,結果令牧師感到「很辛苦」。有一次,眾人在聖殿追打一隻老鼠,事後他真誠地問牧師:「為何我們要殺老鼠?」、「上帝為何要造老鼠?」、「若牠是沒價值,我們不能容忍牠,上帝為何要造這生物?」陳的問題,企圖從人世間的「惡」(evil)來拷問創造的意義。不過,「我的牧師『會暈畀我睇』,即是不要再問了。」他感受到,不知該如何對話,「與牧師格格不入」。「最慘的是,你還是在做團長,還是崇拜的主席,就好像你的肉身還在船上,但你的靈魂卻抽離得很厲害。」

「我慢慢觀察,教會大部份的人,其實是想找安歇的水邊,想追尋一種安全感,你不要搞亂他們。你問這麼多問題,他們其實是很辛苦。這個世界已很亂,他們只想一個簡單、直接、絕對的答案,所以返教會的人是求平安的。」

終於,在大學畢業後,陳健民就離開了教會。


反省信仰,改變世界

雖然教會無法滿足陳健民對信仰的思考,但這卻沒有窒礙他的尋索與信仰。誠如他在最後一課指出,大學時代閱讀德國神學家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及西班牙神學家烏納穆諾(Miguel de Unamuno)的著作,對他的信仰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潘霍華只是幫我總結有關教會的使命是甚麼,和信仰應該要怎樣在世界實踐,理性的部份是看烏納穆諾這個西班牙神學家的作品,所以在靈性上安頓我的人是烏納穆諾,對生命應該如何實踐的部份是潘霍華。」

除了兩位歐陸的神學家外,陳健民也談及了香港神學界對他的影響。那時,他參與了學園傳道會。有一次學傳在道風山上有禁食祈禱會,他聽說道風山上有一位神學家叫鄧肇明,便特地去拜會這位在山上研究神學的人。

鄧肇明問他來訪的原委,後來在討論中觸及一些聖經問題。他仍記得鄧說舊約聖經中的耶和華,其實是以色列民族在與其他民族戰爭過程中的一位「戰神」。對上帝觀念的理解,往往受不同歷史階段的處境影響。「人會參與在傳講上帝的事之中,而非所有人所說的話都是上帝的說話。」這次信仰對話,給陳健民帶來極大衝擊,「在聖經中寫的東西,是不是都是一些人在尋找上帝,那些人在書寫在歷史中上帝對他們來說的意義?還是說每一句話都是上帝的說話?」於是,他特別修讀了當時中大崇基神學組的科目,包括李熾昌的舊約聖經及郭佩蘭的基督教倫理。透過課堂的討論及閱讀,開啟及拓闊了陳的信仰視域,不僅在理性上更多認識聖經及信仰,更重要的是,也「影響了我怎樣看社會上不同的議題」。這對他重新檢視入大學時的立志——信仰如何結合生活,又有更深的體會。

為了投入生活及塑造自己,他決定參與學生會的工作。其間經歷了中大「四不改三」、「五不改六」的罷課和抗議運動。對於繁重的學生會工作,陳健民深深感受到,「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話,怎可以只顧自己?……我的信仰在當下就在問我,究竟我對我認為『好』的教育制度有沒有責任?」

陳健民是崇基學院的學生,在三年級升四年始的暑期,需要預備通識科的「專題討論」學生報告。他問自己:「我為甚麼不做一份對社會有貢獻的功課?」那時他接觸到柴灣區兩所社區教會:柴灣浸信會及循道衞理愛華村堂,深受兩位致力結合福音與社區的牧者(朱耀明、盧龍光)影響。由於聽區內牧者常說「死得人多,成日都要搞安息禮拜」,故認為死亡率高的背後,可能涉及醫療問題。「我就用社會學研究的畢業功課來幫助他們做一個研究,加深他們對問題的了解」。由於港島東區沒有醫院,故病人由柴灣送往灣仔鄧肇堅醫院後,如再需要施手術,又要再塞車到瑪麗醫院。在整個暑期中,他與同組同學致力搜集數據,特別是救護車送病人到醫院途中的死亡率(death before arrival)。「我想用那個數據,再用來與全香港其他地方作比較,究竟這個數字在東區是不是較高」。最後,這份專題報告為「爭取興建東區醫院運動」提供了重要的統計基礎。

由於柴灣區的教會及牧者(尚有天主教海星堂的關傑棠神父)在爭取運動中扮演重要角色,令陳健民「信仰如何真正與社區結合」,對貧窮人而言,福音不是「抽象」的。「他們(筆者按:指牧者)就是為了每日受害的人去投入時間,搞一場運動,要面對銅牆鐵壁,也不管被人說政治化甚麼都好,我目睹一個信仰實踐的過程。」

從學生運動到社會運動,陳健民認定,「最基本的東西是很清晰地提供及接受『改變』」。信仰如果在世界中具有意義,也是如此。

信仰與靈性的追求與實踐

自一九八三年大學畢業後,陳健民加入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應聘時,盧龍光問他是不是基督徒,那時他已經沒有教會生活,但他引用了潘霍華的話回答:“to be Christian is to be fully human”。在應學生福音團契邀稿所寫的〈我的四年〉中,文首也引述了潘霍華在《獄中書簡》中的話:「我至今仍然相信,惟有完完全全生活在現實生活中,人才曉得信仰上帝。」他在文末仍在問:「作基督徒在這世上有甚麼意義?」

這樣看來,「我是一個有信仰而無宗教的人」這句話,其實不僅是描述當下的情況,更是他一路走來的信仰告白:

「我一直有跟隨上帝,我不覺得因為離開了教會而減弱,我的信仰沒有變弱,我還是不斷在尋求每一步上帝到底想我做甚麼。我沒有覺得我的信仰改變了,但是我肯定我無法接受基督教裡許多東西……」

後來,他赴笈美國耶魯大學進修,專注於關於民主化理論的學習與研究。「我沒有再有甚麼對信仰思考的突破,因為我在之後的關注點,開始探討如何實踐我的信仰」,特別是關於民主及公民社會的課題。回港後,他對中國公民社會的關注及實踐,未嘗不是跟他以生命回應現實,並與他尋求改變的心志一脈相承。因為他深信,公民社會必須有靈性基礎,甚至公民抗命運動中,也不應忽視其中的靈性部份。

還記得在二○一三年三月廿七日,「佔中三子」在九龍佑寧堂發表「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信念書的場景,特別是十字架的符號,為整個運動帶出一種超越現實的價值訴求。陳健民指出,整個運動的精神是自我犧牲,這跟基督教的精神價值有共通之處。他希望能夠在教會發表信念,讓社會大眾明白,和平佔中運動並不是追求暴力。整個運動不是一個基督教的運動,但是「靈性層面在這場運動是很重要的,它不單純是組織,真的要有這種自我犧牲的感召。」

他坦言,社會對和平佔中運動有不同的看法,包括基督徒在內。這令他想起郭佩蘭的基督教倫理課中,「不是這麼簡單便指基督信仰,可以令我們對社會事件有很單一的答案」。正如電影《戰火浮生》(The Mission)中兩位不同實踐方向的傳教士。「我覺得兩個都對,是因為宗教可以停在這個位,讓你可以很真誠地尋求上帝的旨意。」最重要的是真誠面對上帝及自己:

「我是否真的將自己拿開,去尋求上帝旨意,放在這個時空,我應該怎樣做才是基督徒;我覺得信仰能產生這樣的力量就夠了,而具體的判斷,我覺得人有很多limitation,他會產生差異,所以我不會覺得,基督徒不是人人都需要接受『佔中』,他可以覺得,這個方法不會有好結果,是否對話會好一點;甚至你可能會覺得不要搞這些東西,這些東西不重要的。如果你真的是很真誠去問上帝在這個處境中,耶穌在這時會做甚麼,去問潘霍華這個問題,我對這個答案的偏差是會接受的。」

令他感到不安的,是「很多人都不會問,覺得同個信仰irrelevant,覺得問這些問題有何用。」沒有真誠地去反省,「就本能地認為這是『搞亂』社會」,這才是問題所在。

最後的話

站在一個學者及行動者的位置,陳健民對香港教會在當下社會的角色有何期許?「我真的沒有期望過教會會做甚麼!」他為個別基督徒的努力而感恩,但卻對體制的教會感到灰心。「我覺得香港主流教會與社會已配合得天衣無縫,沒有甚麼批判的聲音是從教會而來,就如天國正在地上實現一樣,否則的話為甚麼沒有批判的聲音?」

因應近數月中國打壓宗教自由的情況愈益嚴峻,他見到本港也有一些保守傳統的教會及信徒願意發聲,「平安福音堂也會出聲明(筆者按,指「一群平安福音堂會友」),我才覺得我未對你們完全絕望」。但是,他也感到無奈及荒謬,為何這些教會及信徒只關心宗教自由,卻對其他迫害人權問題沉默?「不知這個宗教自由是建基於其他的人權?當這些維權律師的權利沒有人去保護,最終一天便臨到你教會身上。我覺得這些是天真、狹隘的看法。」

對於近年不少對教會絕望的青年基督徒,陳健民說:「我相信他們一定有面對過我當日曾面對的經歷。我覺得我們是信上帝,並非信教會,不會因為這些東西而令信仰有障礙。我覺得我們在世上是需要不斷尋求上帝的旨意,不應該因為離開教會而離棄信仰。」他希望基督徒仍然能夠對上帝有信心,「作為一個基督徒便是要有這麼一份勇氣。我希望這方面不會受到一些組織或制度影響,對我來說這些都是很真實的經驗。很多東西我們不知道,教會、信仰也不會給我們答案。我覺得要繼續持著謙卑的心,繼續尋求,為何要因為組織的問題而放下這方面呢?」

今年四月九日裁決日子將至,陳健民坦言:「面對坐牢,我平靜安穩。」既然運動的精神是自我犧牲,他期望藉此刺激大家,「問為何正常的一個人要坐牢呢?」這正是向社會傳達的信息與問題,「我不可以接受現時這個制度,對人是沒有平等的尊重。那不(單)是一個政治問題,而是深層次地對每一個人的尊重問題。」爭取真普選的民主制度,更核心的仍是「靈性問題」,「到最後是回到人的尊嚴和尊重的問題當中……對人的價值應該如何去衝量」。他期望一群人的自我犧牲,能夠讓香港社會「重新警醒去想這些問題。」他想起同樣經歷被囚的潘霍華、哈維爾(Václav Havel)、金大中等人,「I am well-prepared for it.所以我真的是平靜安穩」。

陳健民指出,很感謝一些基督徒對他的關心,為他祈禱。「有人說想按手發生奇蹟,其實對我而言奇蹟早已發生,在我中學時候已發生,我的生命已由水變酒。」水變酒是耶穌在迦拿婚宴中施行的神蹟,約翰福音敘述的「神蹟」其實是「記號」。水變酒是生命本質的改變,象徵生命因著耶穌基督而帶來新的創造。

回望陳健民走過的路,從一位初享教會甘甜肢體關係的中四學生,到大學時代面對現實世界不同的挑戰及衝擊,仍致力反省及實踐信仰的年輕基督徒。復在曾經令他感到失望的教會,及賦予他生命意義及勇氣的上帝之間拉扯及糾纏,然後走上一條有信仰卻沒有宗教的道路。是的,前面的路是怎樣,確無人知道。毋庸置疑,信仰確改變了他的一生。但今天這個「信仰」是否只有基督教?他是否仍然珍視「基督徒」的身份,也許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多年前真誠面對自我,謙卑追隨上帝,勇於承擔生活的陳健民,其實始終如一。在當前是非顛倒、極權臨近的黑夜之中,陳健民說:「我的生命已由水變酒」,正是活出真誠,勇於承擔,實踐生命的記號。


攝影:李志雄


後記

筆者早前撰寫了〈作基督徒的意義:讀陳健民〈我的四年〉(1983)〉後,便相約健民兄,希望可以就他與基督教信仰的關係,作一次訪談。訪談於一月廿四日在陳的辦公室進行,談了一個半小時,感謝《時代論壇》協助,將訪談錄音謄寫為文字記錄。現將有關內容整理,作為對健民兄(以及其他為香港作出承擔者)在四月九日裁決前的致敬。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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