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从「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运动发起以降，戴耀廷、朱耀明及陈健民三人的名字，便紧紧地扣在一起。许多人都知道，「占中三子」中有一位牧师及基督徒。有人笑言，馀下一位陈健民也是「半个基督徒」、「曾是基督徒」……
关于陈健民与基督教信仰的关系，他在最后一课（编按：陈健民在去年十一月十三日晚上的公开课堂）中首次自白：「我是不是基督徒呢？我被学生问了很多年，我经常不回答。我只能说，我是一个有信仰而无宗教的人。」我们该如何理解「有信仰而无宗教」？对此，笔者于一月廿四日在陈健民的办公室跟他作了一次访谈，「其实我几十年都没有去与多人讨论自己的宗教信仰……」，听他娓娓道出自己与基督教信仰、教会及宗教间的拉扯、纠缠与连结。
信仰对我生命有很强烈的要求
中学生时代的陈健民，是一位对信仰认真的基督徒。他是家里第一位信主的人，就读于路德会协同中学。中三那年，被一位基督徒同学领他回教会，翌年便在信义会钻石山堂受洗。由于他喜爱弹结他，常在团契中表演音乐，「感觉很安静很舒服……是音乐带动我进入教会，然后与上天有些沟通。」
教会生活改变了他的性格。自小由于声音「好沙」，令他成为「几自卑、恐惧的人」。「以前搭小巴，连『街口落车』几句话都不敢开声说」。但在教会开始与不同人说话，「你觉得他们会接纳你，你便不怕，试着去讲。所以教会对我有很大impact，这是我的起点。」
更重要的是，成为基督徒后，「开始认真去想想信仰在我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你要过一个更加serious的人生，对人生要有一个更好的看待，如何觉得要过得有意义，是上帝希望你去过的。我经常觉得我是上帝的器皿，但这器皿要用作什么？……我不想白白度过这生，而且不断地问，上天要我生活在这世界的意义是什么。」借着信靠这位全能的上帝，他开始寻找意义，并且得着克服困难的勇气。「若你找对一个上帝要你做的事，上帝一定加力给你，一定会做到。」
未几，这位中学生遇上了「金禧事件」，并参加了一九七八年的维园集会。「我当时真的不是因为关心社会而参与金禧事件……」，但事件却对他带来重大的冲击，「我发现自己是那么没准备进入社会，我没法判断一件事的对错是非，而我那时候就已经在挣扎，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对自己的生命有所要求。」这种要求令他产生恐惧感，「觉得自己无能力分析社会，亦无能力承担上天给予自己的使命，因此，那时候开始便对自己有要求，要能进到大学。」结果，他便决定在中文大学修读社会学。
一九八三年，陈健民在大学毕业前写了〈我的四年〉，清楚指出自己曾在上帝面前的立志：「我要读社会学。我要先了解社会，然后才能服务香港、贡献祖国……我要研究基督教社会学，我要以哲学为起点，用理性重新建立我的信仰。」这是他在新生注册表上为自己订下的学习目标。（编按：〈我的四年〉文章扫描影像见邢福增〈作基督徒的意义：读陈健民〈我的四年〉（1983）〉）
在教会内我没有平安
大学的氛围，主修社会学，副修哲学，令陈健民更多思考人生与信仰，「开始有更多对信仰理性的思考，更多要求信仰要在这世界中实践」。但当他带着这种渴求回到教会时，「哗！教会对我来说，开始完全感觉是两回事，令我觉得是相当窒息、不舒服的，在教会内我没有平安。」
他参与的教会位于钻石山大磡村，是大型的寮屋区。会众由不同地方回教会，聚会结束就离开，「完全同社区没互动」。他形容有一次，参加圣诞节报佳音，「大家要搭车去教友的家报佳音，而不会在社区内报佳音」。这经验令陈健民产生强烈的感觉，原来「这间教会可以同他周边的世界隔绝」。
为了打破这种隔阂，他任青年团契团长时，便要求团友「进入自己生活的社区唱歌」。对团友而言，第一次「大家觉得很striking」，因为不少参与教会多年的人，只是「望着教会这建筑物入了去就算，周边是完全没关系」。「周围很肮脏、教会很干净」，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他曾提出希望开放教会，成为社区补习的地方，但却换来执事、教友的反对，「觉得会整肮脏教会」……
他感受到，原来不少教友只在私人问题（如升学、爱情）上寻求上帝，但对于社会问题，「又不会问上帝有什么意思」。陈健民形容，这是一种「将信仰放在『私有化』的做法，就像是把信仰放在盒子之中」，但他读圣经时的理解却不是这样：「以前的先知不是都会走到城墙和守望台之上，不断拷问上帝：『为什么祢会让外邦人入侵我们？』」
此外，陈又发现，教会「不能讨论问题」，因为「每件事都已经有一个答案」。他常常从理性出发去思考信仰，结果令牧师感到「很辛苦」。有一次，众人在圣殿追打一只老鼠，事后他真诚地问牧师：「为何我们要杀老鼠？」、「上帝为何要造老鼠？」、「若它是没价值，我们不能容忍它，上帝为何要造这生物？」陈的问题，企图从人世间的「恶」（evil）来拷问创造的意义。不过，「我的牧师『会晕畀我睇』，即是不要再问了。」他感受到，不知该如何对话，「与牧师格格不入」。「最惨的是，你还是在做团长，还是崇拜的主席，就好像你的肉身还在船上，但你的灵魂却抽离得很厉害。」
「我慢慢观察，教会大部份的人，其实是想找安歇的水边，想追寻一种安全感，你不要搞乱他们。你问这么多问题，他们其实是很辛苦。这个世界已很乱，他们只想一个简单、直接、绝对的答案，所以返教会的人是求平安的。」
终于，在大学毕业后，陈健民就离开了教会。
反省信仰，改变世界
虽然教会无法满足陈健民对信仰的思考，但这却没有窒碍他的寻索与信仰。诚如他在最后一课指出，大学时代阅读德国神学家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及西班牙神学家乌纳穆诺（Miguel de Unamuno）的着作，对他的信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潘霍华只是帮我总结有关教会的使命是什么，和信仰应该要怎样在世界实践，理性的部份是看乌纳穆诺这个西班牙神学家的作品，所以在灵性上安顿我的人是乌纳穆诺，对生命应该如何实践的部份是潘霍华。」
除了两位欧陆的神学家外，陈健民也谈及了香港神学界对他的影响。那时，他参与了学园传道会。有一次学传在道风山上有禁食祈祷会，他听说道风山上有一位神学家叫邓肇明，便特地去拜会这位在山上研究神学的人。
邓肇明问他来访的原委，后来在讨论中触及一些圣经问题。他仍记得邓说旧约圣经中的耶和华，其实是以色列民族在与其他民族战争过程中的一位「战神」。对上帝观念的理解，往往受不同历史阶段的处境影响。「人会参与在传讲上帝的事之中，而非所有人所说的话都是上帝的说话。」这次信仰对话，给陈健民带来极大冲击，「在圣经中写的东西，是不是都是一些人在寻找上帝，那些人在书写在历史中上帝对他们来说的意义？还是说每一句话都是上帝的说话？」于是，他特别修读了当时中大崇基神学组的科目，包括李炽昌的旧约圣经及郭佩兰的基督教伦理。透过课堂的讨论及阅读，开启及拓阔了陈的信仰视域，不仅在理性上更多认识圣经及信仰，更重要的是，也「影响了我怎样看社会上不同的议题」。这对他重新检视入大学时的立志——信仰如何结合生活，又有更深的体会。
为了投入生活及塑造自己，他决定参与学生会的工作。其间经历了中大「四不改三」、「五不改六」的罢课和抗议运动。对于繁重的学生会工作，陈健民深深感受到，「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怎可以只顾自己？……我的信仰在当下就在问我，究竟我对我认为『好』的教育制度有没有责任？」
陈健民是崇基学院的学生，在三年级升四年始的暑期，需要预备通识科的「专题讨论」学生报告。他问自己：「我为什么不做一份对社会有贡献的功课？」那时他接触到柴湾区两所社区教会：柴湾浸信会及循道衞理爱华村堂，深受两位致力结合福音与社区的牧者（朱耀明、卢龙光）影响。由于听区内牧者常说「死得人多，成日都要搞安息礼拜」，故认为死亡率高的背后，可能涉及医疗问题。「我就用社会学研究的毕业功课来帮助他们做一个研究，加深他们对问题的了解」。由于港岛东区没有医院，故病人由柴湾送往湾仔邓肇坚医院后，如再需要施手术，又要再塞车到玛丽医院。在整个暑期中，他与同组同学致力搜集数据，特别是救护车送病人到医院途中的死亡率（death before arrival）。「我想用那个数据，再用来与全香港其他地方作比较，究竟这个数字在东区是不是较高」。最后，这份专题报告为「争取兴建东区医院运动」提供了重要的统计基础。
由于柴湾区的教会及牧者（尚有天主教海星堂的关杰棠神父）在争取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令陈健民「信仰如何真正与社区结合」，对贫穷人而言，福音不是「抽象」的。「他们（笔者按：指牧者）就是为了每日受害的人去投入时间，搞一场运动，要面对铜墙铁壁，也不管被人说政治化什么都好，我目睹一个信仰实践的过程。」
从学生运动到社会运动，陈健民认定，「最基本的东西是很清晰地提供及接受『改变』」。信仰如果在世界中具有意义，也是如此。
信仰与灵性的追求与实践
自一九八三年大学毕业后，陈健民加入循道爱华村服务中心。应聘时，卢龙光问他是不是基督徒，那时他已经没有教会生活，但他引用了潘霍华的话回答：“to be Christian is to be fully human”。在应学生福音团契邀稿所写的〈我的四年〉中，文首也引述了潘霍华在《狱中书简》中的话：「我至今仍然相信，惟有完完全全生活在现实生活中，人才晓得信仰上帝。」他在文末仍在问：「作基督徒在这世上有什么意义？」
这样看来，「我是一个有信仰而无宗教的人」这句话，其实不仅是描述当下的情况，更是他一路走来的信仰告白：
「我一直有跟随上帝，我不觉得因为离开了教会而减弱，我的信仰没有变弱，我还是不断在寻求每一步上帝到底想我做什么。我没有觉得我的信仰改变了，但是我肯定我无法接受基督教里许多东西……」
后来，他赴笈美国耶鲁大学进修，专注于关于民主化理论的学习与研究。「我没有再有什么对信仰思考的突破，因为我在之后的关注点，开始探讨如何实践我的信仰」，特别是关于民主及公民社会的课题。回港后，他对中国公民社会的关注及实践，未尝不是跟他以生命回应现实，并与他寻求改变的心志一脉相承。因为他深信，公民社会必须有灵性基础，什至公民抗命运动中，也不应忽视其中的灵性部份。
还记得在二○一三年三月廿七日，「占中三子」在九龙佑宁堂发表「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信念书的场景，特别是十字架的符号，为整个运动带出一种超越现实的价值诉求。陈健民指出，整个运动的精神是自我牺牲，这跟基督教的精神价值有共通之处。他希望能够在教会发表信念，让社会大众明白，和平占中运动并不是追求暴力。整个运动不是一个基督教的运动，但是「灵性层面在这场运动是很重要的，它不单纯是组织，真的要有这种自我牺牲的感召。」
他坦言，社会对和平占中运动有不同的看法，包括基督徒在内。这令他想起郭佩兰的基督教伦理课中，「不是这么简单便指基督信仰，可以令我们对社会事件有很单一的答案」。正如电影《战火浮生》（The Mission）中两位不同实践方向的传教士。「我觉得两个都对，是因为宗教可以停在这个位，让你可以很真诚地寻求上帝的旨意。」最重要的是真诚面对上帝及自己：
「我是否真的将自己拿开，去寻求上帝旨意，放在这个时空，我应该怎样做才是基督徒；我觉得信仰能产生这样的力量就够了，而具体的判断，我觉得人有很多limitation，他会产生差异，所以我不会觉得，基督徒不是人人都需要接受『占中』，他可以觉得，这个方法不会有好结果，是否对话会好一点；什至你可能会觉得不要搞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不重要的。如果你真的是很真诚去问上帝在这个处境中，耶稣在这时会做什么，去问潘霍华这个问题，我对这个答案的偏差是会接受的。」
令他感到不安的，是「很多人都不会问，觉得同个信仰irrelevant，觉得问这些问题有何用。」没有真诚地去反省，「就本能地认为这是『搞乱』社会」，这才是问题所在。
最后的话
站在一个学者及行动者的位置，陈健民对香港教会在当下社会的角色有何期许？「我真的没有期望过教会会做什么！」他为个别基督徒的努力而感恩，但却对体制的教会感到灰心。「我觉得香港主流教会与社会已配合得天衣无缝，没有什么批判的声音是从教会而来，就如天国正在地上实现一样，否则的话为什么没有批判的声音？」
因应近数月中国打压宗教自由的情况愈益严峻，他见到本港也有一些保守传统的教会及信徒愿意发声，「平安福音堂也会出声明（笔者按，指「一群平安福音堂会友」），我才觉得我未对你们完全绝望」。但是，他也感到无奈及荒谬，为何这些教会及信徒只关心宗教自由，却对其他迫害人权问题沉默？「不知这个宗教自由是建基于其他的人权？当这些维权律师的权利没有人去保护，最终一天便临到你教会身上。我觉得这些是天真、狭隘的看法。」
对于近年不少对教会绝望的青年基督徒，陈健民说：「我相信他们一定有面对过我当日曾面对的经历。我觉得我们是信上帝，并非信教会，不会因为这些东西而令信仰有障碍。我觉得我们在世上是需要不断寻求上帝的旨意，不应该因为离开教会而离弃信仰。」他希望基督徒仍然能够对上帝有信心，「作为一个基督徒便是要有这么一份勇气。我希望这方面不会受到一些组织或制度影响，对我来说这些都是很真实的经验。很多东西我们不知道，教会、信仰也不会给我们答案。我觉得要继续持着谦卑的心，继续寻求，为何要因为组织的问题而放下这方面呢？」
今年四月九日裁决日子将至，陈健民坦言：「面对坐牢，我平静安稳。」既然运动的精神是自我牺牲，他期望借此刺激大家，「问为何正常的一个人要坐牢呢？」这正是向社会传达的信息与问题，「我不可以接受现时这个制度，对人是没有平等的尊重。那不（单）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深层次地对每一个人的尊重问题。」争取真普选的民主制度，更核心的仍是「灵性问题」，「到最后是回到人的尊严和尊重的问题当中……对人的价值应该如何去冲量」。他期望一群人的自我牺牲，能够让香港社会「重新警醒去想这些问题。」他想起同样经历被囚的潘霍华、哈维尔（Václav Havel）、金大中等人，「I am well-prepared for it.所以我真的是平静安稳」。
陈健民指出，很感谢一些基督徒对他的关心，为他祈祷。「有人说想按手发生奇迹，其实对我而言奇迹早已发生，在我中学时候已发生，我的生命已由水变酒。」水变酒是耶稣在迦拿婚宴中施行的神迹，约翰福音叙述的「神迹」其实是「记号」。水变酒是生命本质的改变，象征生命因着耶稣基督而带来新的创造。
回望陈健民走过的路，从一位初享教会甘甜肢体关系的中四学生，到大学时代面对现实世界不同的挑战及冲击，仍致力反省及实践信仰的年轻基督徒。复在曾经令他感到失望的教会，及赋予他生命意义及勇气的上帝之间拉扯及纠缠，然后走上一条有信仰却没有宗教的道路。是的，前面的路是怎样，确无人知道。毋庸置疑，信仰确改变了他的一生。但今天这个「信仰」是否只有基督教？他是否仍然珍视「基督徒」的身份，也许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多年前真诚面对自我，谦卑追随上帝，勇于承担生活的陈健民，其实始终如一。在当前是非颠倒、极权临近的黑夜之中，陈健民说：「我的生命已由水变酒」，正是活出真诚，勇于承担，实践生命的记号。
摄影：李志雄
后记笔者早前撰写了〈作基督徒的意义：读陈健民〈我的四年〉（1983）〉后，便相约健民兄，希望可以就他与基督教信仰的关系，作一次访谈。访谈于一月廿四日在陈的办公室进行，谈了一个半小时，感谢《时代论坛》协助，将访谈录音誊写为文字记录。现将有关内容整理，作为对健民兄（以及其他为香港作出承担者）在四月九日裁决前的致敬。
（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