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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版專題

面對香港未來的理性與靈性
專訪戴耀廷

去年十一月的佔中九子案審訊過程,讓香港人仔細重溫一四年佔領運動的過程與理念。首被告戴耀廷的結案陳辭,成了這場公民抗命運動的理念自白書。而在法庭以外,剛在審前出版的,有他的小書《抗爭:靈性的思考》,還有那存留於網絡世界還在不斷擴充的「思考香港系列」。

這場過百萬港人以不同形式參與的佔領運動,未有帶來真普選。不過對戴耀廷來說,其所帶來的社會潛能、信念更新與靈性叩問,仍肯定會在未來的日子為香港打開新局面——無論他會面臨怎麼樣的判決。

 

等候民主運動第四個里程碑

時:「佔中」七十九日,基本上展現了不同世代之間,做同一件事所考慮的策略亦有分歧。而近幾年,再沒看到同類型規模的運動出現,甚至愈多人說要移民。回望過去,包括商討日、電子公投及佔領,這種經驗對香港未來的社運有甚麼提示?

戴:對大部份人的啟蒙,其實由八九年六四事件開始,由內地啟蒙香港的民主運動,六四引發香港人更多的參與,可說是香港第一個里程碑,對民主發展的一個啟動。第二個里程碑是○三年七一大遊行,第三個是一四年的雨傘運動。下一波的大型社會運動會否及甚麼時候出現?我的判斷是一定會,因「雨傘」的問題沒有解決,而很大可能與內地政治環境變動有關。

現時內地的政治環境惡劣,習近平那種打壓,差不多返回類近文革的時期,比江澤民及胡溫時代差很多,但整個中國社會又與當時很不同,正在變化。所以,可能在未來五或十年會有下一波的社會運動出現,與內地的政治環境扣連在一起,就有點像八九年時。未來幾年,在等候第四個里程碑出現時,我們不是坐著被動等候,而是積極準備有一種自我管治的能力,以及港人的自我意識。

另外我剛寫了一篇文章,其中引述了講羅拔甘迺廸的名言"Tiny ripple of hope"。現時爭取民主的力量沒有減弱,很多人仍渴求民主的改變,但卻感到無助無力及沮喪。現時能做的,如我結案陳詞說,是散播希望及不要看輕小的事;若很多微小的漣漪("tiny ripple")互相撞擊,就可能引起巨浪,因小小的改變可累積起大的改變。

賺了公民抗命的意識

時:返回佔領運動的經驗,以一場大規模的公民抗命運動作為談判的「核彈」,去迫使當政者面對一個問題去處理,似乎此路不通。你看是否如此?對這代人來說,公民抗命的意義在哪裡?

戴:一三年準備佔中時,習近平剛上台,有關他的資訊掌握得很少。若要透過社會行動帶動改變,基本條件是對方要有改變立場的可能,並透過政治壓力來談判。以當時我們認知的中共局面是有可能的,亦或因我們沒有足夠資訊,我們只可「搏一搏」,結果判斷錯誤。但若不用這種方式,亦帶動不到後面的事─你說香港會否有民主的機會?可能一樣沒有,但反而賺取了公民抗命的意識。

當一三年一月我的文章刊出後(編按:〈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刊於《信報》),由啟動「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至四月《明報》的民調,已有百份之廿五支持公民抗命或「佔中」。到佔領爆發,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幾次的民調,最高峰達百份之三十幾。至一八年中大亞太研究所受智經研究中心委託的調查,仍有百份之二十支持。由一三年中開始,隨著政治環境的變化,公民抗命的支持有上有落,但仍有五份一,五份一人口即是一百四十萬人,反映社會有一種很強大要改變的聲音。而十五至廿四歲有百份之三十幾支持,即愈年輕,當社會制度愈不公義時,接受以公民抗命的方式便﹐有更強的聲音。另外一些法治較發達的地方的民調,問及會否完全服從政府的命令,發展愈是法治的地方,反對的亦愈多。香港在這方面是前列,即不一定要聽政府的話。其實香港具備了這種質素,在當前強大的政治壓力下,大家暫時隱藏著,但相關文化已建立,時機再來時便會出現。

時:然而,香港另有暗湧。本來公民抗命就有承擔罪責的元素,但在香港所面對的由相對本來刑罰較輕的成文法條文,變成是以普通法砌出來,刑罰重得多。之前終審法院常任法官鄧國楨退休時憂慮普通法會否淪為欺壓工具,好像已在實現。

戴:從高等法院法官楊振權的判詞是看到威權法治在香港出現。威權法治不一定沒有司法獨立,但法官其實亦反映社會價值觀,不能必然想到法官一定擁抱自由民主價值。在普通法制度要找前瞻及突破性的法官——特別是普通法講先例——都一定是少數(譬如包致金)。在任何普通法體制都存在這種情況,加上專制的政權下,自然有些法官或會選擇傾向維持政權穩定或建制的裁決。但會否有些法官在一定的空間內,在幫助一些推動社會改革的人時,留取多一些政治空間?舉例「廣場三子」案,法官最後裁決釋放三子,說以後不要用暴力,但裁判endorse(認受)了公民抗命,這反映了他的保守性,亦有其前衛性;因他在一個不涉及人大釋法,與中共政權硬撼的情況下,盡量保留了抗爭空間。所以我不擔心佔中案的最終裁決,若以「廣場三子」案法庭的mentality(思維),我們完全符合公民抗命的元素,更是完全的非暴力。

香港走向全威權制度

時:若希望未來日子香港法治能做到「以法達義」,如何維持去年中大民調所指兩成市民對公民抗命的支持,就很重要。

戴:至一三、一四年,香港的法治體制,某程度是相當不錯,欠的是民主體制。有民主體制,對各方面的保障都會加大,但一四年後這方面受阻。原先香港是半民主制度,朝向民主化,但現在變成半威權制度。在半威權下,就難以再推展民主化,甚至我們正在威權化中,愈來愈接近變成全威權。看大灣區發展,過多十年可能便全威權。但在這歷程中,我們要等候內地轉變的契機,準備好面對轉變,便要靠公民抗命的意識。這意識是繼續維持的,我們經歷過多宗事件,至一八年智經研究仍有百份之二十的支持,即我們有一個很紮實的公民抗命群體,只是等候時機。我覺得現時要recruit(召集)他們,令他們維持意識,直至轉變來臨一刻。

長期抗爭的靈性思考

時:談談你自己。由面對審訊到判決,你所屬的教會群體或信徒朋友,在這幾段時間有甚麼準備工夫?

戴:近半年我再獲邀到一些教會群體分享佔中,有部份覺得仍需要再思考這問題,有些教會亦開始想播放《傘上:遍地開花》的紀錄片,希望大家回想「雨傘」的事。教會未必做到帶動社會的角色,佔中時卻有相當多教會願意同步,甚至行前一步。當政治環境出現改變,相信教會會與社會一同前行。在下一波來之前,教會可否做多一些?理想是希望去做,但我不肯定是否可以做到;若有機會,都希望放多些時間做。

時:你的新書《抗爭:靈性的思考》,指抗爭者需要有很多的靈性考量,而人面對挑戰時或多或少亦要有,但感覺你提出方向後,又不太樂觀,甚至是未必做得到。這幾年的經歷會否令你對人性悲觀了?

戴:也不是,只是以為自己已做到很多,但又原來不是。理想是定了,從經歷亦知要有更多靈性質素。這書的出現,是因一些學術研究講及公民抗命或非暴力抗爭,都說到要有靈性的層面,但講得很少,我再發揮,用自己的經驗去思考問題。我覺得人性既善且惡,問題是如何選擇。希望能透過與神的關係、信仰群體之間的互相扶持,以及面對具體挑戰時,不斷在失敗中累積經驗及學習,讓更多人獲得更多的屬靈質素。是沒有絕對的理想,只有耶穌才是完全,我們能夠做到多少就做多少。能夠減少一些不好的素質,加多些正面的元素,已是很不錯的成果。

 

回望前事,盼望未來。若日後設立「傘運」紀念館,我想我會將商討日的守則擺放這裡。面對民主派二○一○年參與政改,民主黨與北京談判導致民主派內部分裂,我便提出以商討日的模式來解決。我們面對的是一場公義觀的衝突,現時或是藍黃之爭,甚至黃與黃之間都有不同看法——在政治行動、民主化、自決甚至獨立方面。我希望從商討這方面尋找出口,可能是較理想化,但始終要有個理想的標準朝向,所以我覺得商討是處理社會矛盾及值得去試的方法。無論將來的發展如何,至少商討文化的種子已散下,我希望想方法去培育幼苗。

我既是理想主義者,有目標,亦是策略者,有實踐。但如何實踐策略,未必短時間內可達到完全的目標,但很多理想主義者都是慢慢一直「砌上去砌出來」。我們現時做的是準備。

「佔中案」審訊完結,法庭將於四月九日宣判。由審訊至現時等候判決的日子,太太及子女都好ready。無論結果如何,我們暫時的判斷是,即使有罪,也不會是很長的判刑。自己最近亦運動多了,每日都有一小時運動如跑步、游水,希望令身體好些,令自己的spirit加強。


隧道盡頭的亮光

一四年「雨傘運動」至今所經歷的起起伏伏,對戴耀廷來說也是一段出黑暗入光明的心路。

回想「傘運」後,戴耀廷說自己進入了低潮。「雖然理智說,改變制度不是必然最重要的事,喚醒人心已經達到,但心裡始於覺得,有些事達不到目標,所以便跌入一個較長的情緒困擾及黑暗隧道裡。」

戴耀廷選擇放逐自己,去了劍橋、耶魯、加州及哈佛等大學,中間往返香港。經歷過又黑又凍的劍橋三月天,獨自在教職員宿舍思考寫作,到一五年六月他到哈佛參加幾個有關公眾調解的工作坊。過程中,他開始覺得是向著黑暗隧道的出口走,因為見到亮光。

「亮光是甚麼?不是很確實,只是不再沉鬱過去,開始想未來,想香港的未來。雖然情緒的波動隨著政治事件有起伏,但我發現自己復元的能力已快很多,即使有大的衝擊,應對能力強化了,甚至現時面對訴訟可能判刑,都平常心面對。」

重見活力的,還有戴耀廷的政治行動模式:孕育意念、文章表達、與不同有興趣的群體商討形成基礎,最後接觸各方;例如雷動計劃、特首民間投票、風雲計劃等的出現,甚至二○二○年或有雷動2.0。此外,還有靈性上的反思。「一五年底我開始寫愛與和平的專欄,至今已寫了三年多,我想還可以寫多年多的時間,坐監時也會繼續寫。」

「由隧道出來後仍有起伏,我禱告時會問上帝,可否讓我清楚知道前面要走的路?但祂總不會告訴我。但有一次靈修的領受是:若祂給我很清楚看到前面的路,我可能『驚到郁都唔敢郁』。我相信亦感受到有祂的心意,總相信祂是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


「傘合風雲在」系列序

上年底審結的佔中九子案,今年四月九日宣判。在原審判決前後,心懷社群的回望傘運至今,到底走過多少人生風景與生命變化?在香港社會面前,當走的路甚遠,又可以如何走下去?

這系列的被訪者,包括朱耀明、戴耀廷、羅秉祥王少勇。有直接因為傘運而正在負上法律代價的,也有心繫傘運一代緊密相扣不離地的。四年前過百萬人以不同形式參與過的這場運動,經過一千六百多日的深化沉澱,不單在這世代香港人的心田裡,也在被訪者的心靈深處,留下上主的足跡,靈性的韌力。



(攝影:Kenneth Ts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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