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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香港未来的理性与灵性
专访戴耀廷

去年十一月的占中九子案审讯过程,让香港人仔细重温一四年占领运动的过程与理念。首被告戴耀廷的结案陈辞,成了这场公民抗命运动的理念自白书。而在法庭以外,刚在审前出版的,有他的小书《抗争:灵性的思考》,还有那存留于网络世界还在不断扩充的「思考香港系列」。

这场过百万港人以不同形式参与的占领运动,未有带来真普选。不过对戴耀廷来说,其所带来的社会潜能、信念更新与灵性叩问,仍肯定会在未来的日子为香港打开新局面——无论他会面临怎么样的判决。

 

等候民主运动第四个里程碑

时:「占中」七十九日,基本上展现了不同世代之间,做同一件事所考虑的策略亦有分歧。而近几年,再没看到同类型规模的运动出现,什至愈多人说要移民。回望过去,包括商讨日、电子公投及占领,这种经验对香港未来的社运有什么提示?

戴:对大部份人的启蒙,其实由八九年六四事件开始,由内地启蒙香港的民主运动,六四引发香港人更多的参与,可说是香港第一个里程碑,对民主发展的一个启动。第二个里程碑是○三年七一大游行,第三个是一四年的雨伞运动。下一波的大型社会运动会否及什么时候出现?我的判断是一定会,因「雨伞」的问题没有解决,而很大可能与内地政治环境变动有关。

现时内地的政治环境恶劣,习近平那种打压,差不多返回类近文革的时期,比江泽民及胡温时代差很多,但整个中国社会又与当时很不同,正在变化。所以,可能在未来五或十年会有下一波的社会运动出现,与内地的政治环境扣连在一起,就有点像八九年时。未来几年,在等候第四个里程碑出现时,我们不是坐着被动等候,而是积极准备有一种自我管治的能力,以及港人的自我意识。

另外我刚写了一篇文章,其中引述了讲罗拔甘迺廸的名言"Tiny ripple of hope"。现时争取民主的力量没有减弱,很多人仍渴求民主的改变,但却感到无助无力及沮丧。现时能做的,如我结案陈词说,是散播希望及不要看轻小的事;若很多微小的涟漪("tiny ripple")互相撞击,就可能引起巨浪,因小小的改变可累积起大的改变。

赚了公民抗命的意识

时:返回占领运动的经验,以一场大规模的公民抗命运动作为谈判的「核弹」,去迫使当政者面对一个问题去处理,似乎此路不通。你看是否如此?对这代人来说,公民抗命的意义在哪里?

戴:一三年准备占中时,习近平刚上台,有关他的资讯掌握得很少。若要透过社会行动带动改变,基本条件是对方要有改变立场的可能,并透过政治压力来谈判。以当时我们认知的中共局面是有可能的,亦或因我们没有足够资讯,我们只可「搏一搏」,结果判断错误。但若不用这种方式,亦带动不到后面的事─你说香港会否有民主的机会?可能一样没有,但反而赚取了公民抗命的意识。

当一三年一月我的文章刊出后(编按:〈公民抗命的最大杀伤力武器〉,刊于《信报》),由启动「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运动」至四月《明报》的民调,已有百份之廿五支持公民抗命或「占中」。到占领爆发,中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几次的民调,最高峰达百份之三十几。至一八年中大亚太研究所受智经研究中心委托的调查,仍有百份之二十支持。由一三年中开始,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公民抗命的支持有上有落,但仍有五份一,五份一人口即是一百四十万人,反映社会有一种很强大要改变的声音。而十五至廿四岁有百份之三十几支持,即愈年轻,当社会制度愈不公义时,接受以公民抗命的方式便﹐有更强的声音。另外一些法治较发达的地方的民调,问及会否完全服从政府的命令,发展愈是法治的地方,反对的亦愈多。香港在这方面是前列,即不一定要听政府的话。其实香港具备了这种质素,在当前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大家暂时隐藏着,但相关文化已建立,时机再来时便会出现。

时:然而,香港另有暗涌。本来公民抗命就有承担罪责的元素,但在香港所面对的由相对本来刑罚较轻的成文法条文,变成是以普通法砌出来,刑罚重得多。之前终审法院常任法官邓国桢退休时忧虑普通法会否沦为欺压工具,好像已在实现。

戴:从高等法院法官杨振权的判词是看到威权法治在香港出现。威权法治不一定没有司法独立,但法官其实亦反映社会价值观,不能必然想到法官一定拥抱自由民主价值。在普通法制度要找前瞻及突破性的法官——特别是普通法讲先例——都一定是少数(譬如包致金)。在任何普通法体制都存在这种情况,加上专制的政权下,自然有些法官或会选择倾向维持政权稳定或建制的裁决。但会否有些法官在一定的空间内,在帮助一些推动社会改革的人时,留取多一些政治空间?举例「广场三子」案,法官最后裁决释放三子,说以后不要用暴力,但裁判endorse(认受)了公民抗命,这反映了他的保守性,亦有其前卫性;因他在一个不涉及人大释法,与中共政权硬撼的情况下,尽量保留了抗争空间。所以我不担心占中案的最终裁决,若以「广场三子」案法庭的mentality(思维),我们完全符合公民抗命的元素,更是完全的非暴力。

香港走向全威权制度

时:若希望未来日子香港法治能做到「以法达义」,如何维持去年中大民调所指两成市民对公民抗命的支持,就很重要。

戴:至一三、一四年,香港的法治体制,某程度是相当不错,欠的是民主体制。有民主体制,对各方面的保障都会加大,但一四年后这方面受阻。原先香港是半民主制度,朝向民主化,但现在变成半威权制度。在半威权下,就难以再推展民主化,什至我们正在威权化中,愈来愈接近变成全威权。看大湾区发展,过多十年可能便全威权。但在这历程中,我们要等候内地转变的契机,准备好面对转变,便要靠公民抗命的意识。这意识是继续维持的,我们经历过多宗事件,至一八年智经研究仍有百份之二十的支持,即我们有一个很扎实的公民抗命群体,只是等候时机。我觉得现时要recruit(召集)他们,令他们维持意识,直至转变来临一刻。

长期抗争的灵性思考

时:谈谈你自己。由面对审讯到判决,你所属的教会群体或信徒朋友,在这几段时间有什么准备工夫?

戴:近半年我再获邀到一些教会群体分享占中,有部份觉得仍需要再思考这问题,有些教会亦开始想播放《伞上:遍地开花》的纪录片,希望大家回想「雨伞」的事。教会未必做到带动社会的角色,占中时却有相当多教会愿意同步,什至行前一步。当政治环境出现改变,相信教会会与社会一同前行。在下一波来之前,教会可否做多一些?理想是希望去做,但我不肯定是否可以做到;若有机会,都希望放多些时间做。

时:你的新书《抗争:灵性的思考》,指抗争者需要有很多的灵性考量,而人面对挑战时或多或少亦要有,但感觉你提出方向后,又不太乐观,什至是未必做得到。这几年的经历会否令你对人性悲观了?

戴:也不是,只是以为自己已做到很多,但又原来不是。理想是定了,从经历亦知要有更多灵性质素。这书的出现,是因一些学术研究讲及公民抗命或非暴力抗争,都说到要有灵性的层面,但讲得很少,我再发挥,用自己的经验去思考问题。我觉得人性既善且恶,问题是如何选择。希望能透过与神的关系、信仰群体之间的互相扶持,以及面对具体挑战时,不断在失败中累积经验及学习,让更多人获得更多的属灵质素。是没有绝对的理想,只有耶稣才是完全,我们能够做到多少就做多少。能够减少一些不好的素质,加多些正面的元素,已是很不错的成果。

 

回望前事,盼望未来。若日后设立「伞运」纪念馆,我想我会将商讨日的守则摆放这里。面对民主派二○一○年参与政改,民主党与北京谈判导致民主派内部分裂,我便提出以商讨日的模式来解决。我们面对的是一场公义观的冲突,现时或是蓝黄之争,什至黄与黄之间都有不同看法——在政治行动、民主化、自决什至独立方面。我希望从商讨这方面寻找出口,可能是较理想化,但始终要有个理想的标准朝向,所以我觉得商讨是处理社会矛盾及值得去试的方法。无论将来的发展如何,至少商讨文化的种子已散下,我希望想方法去培育幼苗。

我既是理想主义者,有目标,亦是策略者,有实践。但如何实践策略,未必短时间内可达到完全的目标,但很多理想主义者都是慢慢一直「砌上去砌出来」。我们现时做的是准备。

「占中案」审讯完结,法庭将于四月九日宣判。由审讯至现时等候判决的日子,太太及子女都好ready。无论结果如何,我们暂时的判断是,即使有罪,也不会是很长的判刑。自己最近亦运动多了,每日都有一小时运动如跑步、游水,希望令身体好些,令自己的spirit加强。


隧道尽头的亮光

一四年「雨伞运动」至今所经历的起起伏伏,对戴耀廷来说也是一段出黑暗入光明的心路。

回想「伞运」后,戴耀廷说自己进入了低潮。「虽然理智说,改变制度不是必然最重要的事,唤醒人心已经达到,但心里始于觉得,有些事达不到目标,所以便跌入一个较长的情绪困扰及黑暗隧道里。」

戴耀廷选择放逐自己,去了剑桥、耶鲁、加州及哈佛等大学,中间往返香港。经历过又黑又冻的剑桥三月天,独自在教职员宿舍思考写作,到一五年六月他到哈佛参加几个有关公众调解的工作坊。过程中,他开始觉得是向着黑暗隧道的出口走,因为见到亮光。

「亮光是什么?不是很确实,只是不再沉郁过去,开始想未来,想香港的未来。虽然情绪的波动随着政治事件有起伏,但我发现自己复元的能力已快很多,即使有大的冲击,应对能力强化了,什至现时面对诉讼可能判刑,都平常心面对。」

重见活力的,还有戴耀廷的政治行动模式:孕育意念、文章表达、与不同有兴趣的群体商讨形成基础,最后接触各方;例如雷动计划、特首民间投票、风云计划等的出现,什至二○二○年或有雷动2.0。此外,还有灵性上的反思。「一五年底我开始写爱与和平的专栏,至今已写了三年多,我想还可以写多年多的时间,坐监时也会继续写。」

「由隧道出来后仍有起伏,我祷告时会问上帝,可否让我清楚知道前面要走的路?但他总不会告诉我。但有一次灵修的领受是:若他给我很清楚看到前面的路,我可能『惊到郁都唔敢郁』。我相信亦感受到有他的心意,总相信他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伞合风云在」系列序

上年底审结的占中九子案,今年四月九日宣判。在原审判决前后,心怀社群的回望伞运至今,到底走过多少人生风景与生命变化?在香港社会面前,当走的路什远,又可以如何走下去?

这系列的被访者,包括朱耀明、戴耀廷、罗秉祥王少勇。有直接因为伞运而正在负上法律代价的,也有心系伞运一代紧密相扣不离地的。四年前过百万人以不同形式参与过的这场运动,经过一千六百多日的深化沉淀,不单在这世代香港人的心田里,也在被访者的心灵深处,留下上主的足迹,灵性的韧力。



(摄影:Kenneth Ts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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