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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钟者言──被告栏的陈辞

作为一个终生为上主所用,矢志与弱势者和穷苦人同行,祈求彰显上主公义,实践天国在人间,传颂爱与和平福音的牧师,垂老之年,满头白发,站在法庭被告栏,以待罪之身作最后的陈辞,看似极其荒谬和讽刺,什至被视为神职人员的羞辱!然而,此时此刻,在我心中,在法庭的被告栏,是一生牧职最崇高的讲坛,死荫的幽谷成就了灵性的高峰。

几十年来,讲道无数,想不到最费时、最用心、受众最多的讲道,正是在被告栏的陈辞。这里有我童年的故事、牧区的故事、香港的故事、民主的故事、最后一里的故事、雨伞运动的故事、人间和天国的故事。

古时的犹太人,期待救赎主来临的日子,那里再没有痛苦和眼泪,但基督道成肉身,住在人间,经历人世的艰辛,诠释了救赎主的真义:「那里有痛苦和眼泪,那里就有救赎主!」在乖谬的时代,在专权的国度,在扭曲的社会,我甘愿成为一个勇敢的敲钟者,唤醒人间昏睡的灵魂。

这一切,从我童年的故事说起。

我的童年故事

我自幼失怙、失恃,幼时被送回乡间随祖母生活。

小学时,目睹残酷的土地改革运动,许多「地主」受公审,群情汹涌,有些即时枪毙而死去,有些不堪凌辱而自尽。政治斗争下,田地荒废,人民成为牺牲者,捱饥抵饿,以树叶野果充饥。我替人看牛和种田,与祖母相依为命,小学教育在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下完成。祖母离世更是无依,她死前托一位乡里,申请我重回香港。我担着自己的行李,步行了一天,才到达台城车站。抵港的第一天,便上工当学徒,不甘永远煮饭和洗衣,出走露宿街头,替人擦鞋为生,饱受歧视,更被黑社会欺凌殴打。

有一年,患上风湿性心脏病,住院两个多月。躺在病床,看见病友死前的挣扎,看见别人探病的亲友,我却孑然一身,伤心莫过于此。我开始问自己:生存的意义是什么?生,彷佛是我个人的负累;死,可能是个人的彻底解脱。就在我充斥死和解脱的念头时,一位慈祥的老人家,介绍我充当校工。主任是一位虔诚爱主的基督徒,常传福音,邀请我返教会崇拜。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约十四6,《和合本修订版》,下同),像痛苦尽处的灯火,给我生命的亮光。我逐渐明白,我不能放弃,生活虽然孤苦,若然人间有爱、正道、真理、更高的生命价值和意义的道路,我决志跟随。靠着上主的恩典,凭着信心,克服学习上和经济的困难,拿着离职的一个月拿的港币一百三十元的工资,开始半工半读,完成了三年高中、四年大专、三年神学院的课程,预备作传道者,服侍基层,与弱势者和穷苦人同行。我知道,前行路上不再孤单,因为主与我同行。

我的牧区故事

1974年,我受托到柴湾浸信会服侍。柴湾,一直被人视为香港的「红番区」,名称的由来,是由于地区人多挤迫,居民生活贫穷,教育水平低下,医疗衞生不足。适龄儿童虽有学校教育,但没有家庭的爱和关怀,一家大小,挤在仅可放置一床一柜的徙置区,生活困苦,环境恶劣,青少年吸毒和犯罪率非常高。还有不少家庭住在木屋区,夏天有风灾和雨灾,冬天深夜常有火灾。每一次,我到灾难现场,拥抱安慰灾民,都深感穷人的痛苦与无助,我会用教会慈惠基金,拨款援助不幸的灾民。

曾有一位弟兄向我诉说,他遭受市政署不公平对待,他的小贩摊档没法经营。他向自己教会的牧师求助,牧师却说:「我为你祈祷吧,祈祷过后,你就要去找朱耀明牧师了。」这位弟兄来到我的面前,我跟他说,我们也祈祷。不过,我可多走一步,陪同他向行政立法两局议员申诉署申诉,结果把问题解决了。

身为传道人,不能对没有衣服穿、没有饭吃的人说:「『平平安安地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要的,这有什么益处呢?」(雅二16)多走一步,教会应是散播盼望的群体;多走一步,教会应是拥抱伤痛的群体;多走一步,才是教会存在的真正意义。我一心决志与民同行,多走一步,一起争取改善民生,争取兴建东区走廊,争取兴建东区医院,争取木屋居民上楼,争取改善工人生活。

希望,就在争取和奋斗的人当中。但教会是保守的,对传道人参与争取的社会运动,总是有所顾虑。当年,参与争取兴建东区医院时,我的教会正向政府申请土地兴建教堂,第一次接受电视台访问时,心里有点不安,担心政府视我们为压力团体,拒绝批地;担心我的同工和教友,对教会牧师参与社会运动,未能认同。

但圣经给我无尽的勇气和力量。圣经记载,耶稣道成肉身,住在人间,他宣告:「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被掳的得释放,失明的得看见,受压迫的得自由」(路四18),这不是人类被救赎的好消息吗?结果有权有势的人却带他到山崖,欲置他于死地,但耶稣并不惧怕,从容地从人群穿过去,走了。我们生于世上的信徒,应牢记保罗的教训,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腓一21)

基督没有身体:「基督以你为他的身体,以你的双手完成他的工作,以你的脚走遍世界,透过你的双眼,把怜悯的目光投向世界。」——大德兰修女(Teresa of Avila,1515-1582)

我被召为上主的仆人,效法基督,跟随基督的脚步,承托他的使命,于世上传达上主的关怀,不应惧怕任何的政治压力和别人的评价。多走一步,与民同行,就是一步一步追随基督。

香港的故事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战祸,逃难来港,过着流离的艰辛生活,拼搏几十年以为可以安定下来。中英政府于1984年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中国收回主权,实施「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并保证香港五十年不变,但却未能完全稳定人心。

教会为此,曾推动「香港是我家」运动,以鼓励港人不要离去。1984年9月,有八十九个团体集会于土瓜湾「高山剧场」,要求渐进「还政于民」。香港教会为稳定人心,于1984年也表达了清晰的《信念书》:「1997年后维持高度自治,市民享有神所赋予的人权、自由,包括言论、出版、结社、集会、出入境、信仰及传教等自由。政府必须向香港市民直接负责;不单要致力于香港的经济发展,同样重要的是重视市民中沉默的大多数者的利益;并要继续保持立法、司法及行政独立。」

信念基于我们的信仰:每个人都是按照上主的形象被造的。因此,人人应受尊重和保护,我们致力争取民主,因为民主的理想是自由、平等和博爱。政治自由不是单一地对国家的效忠,也应承认人的尊严,而且人人生活在社会,都有其独特的潜力和能力,贡献和创建社会,而人权是上主所赋予,任何政权均不得随意剥夺。

不幸,1989年北京的民主运动,中共政权以「屠城」结束,目睹这场运动的结果,港人不寒而栗,对民主的诉求更为殷切。当时,社会有要求英国给予港人护照,有要求1991年立法局必须由普选产生,八九民运之后,我主要照顾流亡的民运人士,拥抱苦难者。

1991年有地区直选议员。1995年已增加直选议席。同时,1991年港督卫奕信签署了《香港人权法案》,香港既有的《社团条例》及《公安条例》所有抵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全予废除。普选有了进度和时间表,《人权法》使港人有进一步保障,我便少参与政制讨论,多致力民生工作,特别是医疗、善终及退休保障等。我心中怀抱善良的希望:民主、自由、人权和法治,会一天天的好起来。

民主的故事

一切善良的愿望,竟然日渐渺茫,我又要重上高山,为了民主再启航。圣经的阿摩司先知,最关心公义与公平,他目睹失序和荒谬的社会繁荣,只限于富有的人,穷人仍然受着不公平的待遇和压迫,他严厉警告世人:「你们要遭殃了。因为你们歪曲正义,剥夺了人民的权利!」(参摩五7)香港有七百多万人,人人生而平等,政府却剥夺人民的提名权、参选权。首届特首由四百人选出,政府和人民没有任何关连。至今仍是由小圈子一千二百人选出。政府眼中没有人民,人民也不信任政府,对于千百般民怨,特首一声「早晨」,就视而不见。

2003年「沙士」袭港,政府抗疫无方,结果二百九十九人死亡,一千七百五十五人染病,董建华耗尽香港人的同情怜悯心,市民努力互济之时,他却硬推廿三条立法,导致五十万人上街抗议,最后「脚痛」下台。

立法会保有功能组别,剥夺了议员的私人提案权,政府的议案只要掌握功能组别和保皇党的票数,很容易就可以通过,这种走向专权的制度,人民的生活较回归前更困苦、更无助、更伤心。

我们再不能沉默了,为平等的人权,民主必须多走一步。本着争取民主的初衷,2002年,我们组成「香港民主发展网络」(Hong Kong Development Network)(以下简称民网),成员包括有律师、学生、学者,并由陈健民教授领导三十多名教授,研究符合《基本法》要求的政制方案。

2004年4月「民网」完成了方案,准备呈交政府和公开宣布,让社会讨论民主政制。不幸,中央政府却于4月6日释法,否定了2007和2008的普选。所有参与研究的学者非常愤怒,并于5月的记者会齐穿黑衣,宣告「香港民主已死」。自此之后,我专心公民教育,发展教会的服务事工。

最后一里的故事

2008年,我做大肠钡剂造影检查(Barium Enema),穿肠钡入腹腔,即时要接受紧急外科手术,医生表示我只有五成生存机会。徘徊于生死边缘,几乎陷于生离死别的时候,我嘱咐儿子说:「孩子!要好好照顾妈妈呀!」

感谢上主的恩典和医生的悉心治疗,救回我的生命。病后,我心里只有三个心愿,做好教会退休后的交接工作;陪伴妻子和家人,特别两位孙儿,我很喜欢和他们游玩、嬉水;写一本关于民运的历史书,只此而已,我便满足了。

2010年我退休了,许多关心我身体的弟兄姊妹和朋友均劝我:牧师,你对教会和社会已尽心尽力了,够了,好好休息和陪伴家人吧!2013年1月,当戴耀廷教授发表一篇名为〈公民抗命:香港民主运动的大杀伤力武器〉的文章时,我不以为意。

当戴教授于2013年2月提及邀请陈健民教授和我参与「公民抗命」时,我感到惊讶愕然。我人老了,身体又多病痛,怎可能参与呢?唯有致电我的好朋友陈健民教授,征其意见,他竟然说:「牧师,我现在于巴黎,你先答应,待我回来,再详谈商议。」

身处管治失效,道德沦落,没有威信,强调斗争,不顾人民死活的政府,似乎无意实践承诺于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故迟迟不提出谘询。戴耀廷教授和陈健民教授不惜为公义、公平牺牲,争取2017年一人一票选特首,我虽然已七十高龄,但禁不了良知的呼唤,我绝不会让我的弟兄孤身上路。

还记得少年时,基督教我认识真理,离开孤单的人生;还记得教会内,基督训示我拥抱穷人,让他们不再孤单。今天,民主号角再次响起,我怎能让有心人孤单呢?我的眼睛明亮起来,凭着良知多走一步,与民众多走一里路。圣经告诉我:「……爱是出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提前一5)

我本着清心、简念、分别为圣──无利益冲突、无权利欲望、无隐藏议程、决心为香港尽最后一分力,与港人再多走一步。2013年3月27日,我们选择在教堂十字架前表达我们愿意牺牲和受苦的精神,宣读「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的信念。

当日我的祷告是:「我们以敬虔、谦卑和祈祷的心,我们没有怨恨;反之,我们心怀爱意,不打倒任何人,亦无意对抗和反对任何政权;反之,我们坚守法律,我们以身违法,为的是要突显目前政制不公义的地方。若果我们因此行动失去个人自由,而能为今日社会和下一代带来更大的自由,那么,我们可能失去的自由,就微不足道,这也心甘情愿的!我们选择和平非暴力的运动,虽然我们面对的不公义力量是那么巨大、掌权的人那么难以对付,我们绝不害怕和逃跑。我们可以重新肯定自己人性的尊严,采用和平非暴力的抗争,揭示不公平法律的不公义,迫使邪恶不能再躲藏在合法性的框架内。」

「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运动原是透过公民商讨、公民授权、对话谈判去争取普选,在迫不得已时才采取公民抗命。

中央政府却于2014年6月出版了《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宣布「中央全面管治」,那么,《中英联合声明》中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呢?中央官员竟然回应说,回归以后,《中英联合声明》已失效。

从来没有想过,《中英联合声明》如白纸一张。中央政府原于2012年承诺2017年香港普选行政长官,惟人大常委2014年8月31日的决定,全面落闸,封闭普选和对话之门。

雨伞运动的故事

对话之路走尽了,和平占中启程了。「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运动定于2014年10月1日举行,为此,我们于9月18日入信申请「不反对通知书」,9月25日和警方商谈安排细节。

9月22日专上学生联会组织一周罢课不罢学的行动,抗议八三一之决定,并于政府总部外集会。但罢课学生于9月26日冲进政府总部的「公民广场」,学生领袖被拘捕,引发大批市民响应,挤满了政府总部外面的街道。期间,市民高呼「守护学生」,要求即时「占中」。

9月27日晚,我们与在场的学生代表举行会议,取得共识。9月28日凌晨1时40分由戴教授宣布「占领」行动开始,但集会的人群开始离开,不久学联宣布这次是学生运动,并非「占中」。

9月28日早上,警方封锁所有进入政府总部的道路,意图孤立场内的学生和市民。9月28日中午时分,消息传来,梁振英于下午3时30分召开记者招待会,我们围坐在「命运自主」台,见到警方似要准备清场。因为这次行动不是「和平占中」运动,因此,我即时要求义工和纠察离场,不要被捕,否则无人主持10月1日的集会。初时三子建议我随义工离场,但最终决定,我还是留下来待警察清场,我们三人挠手坐在一起被捕。

我坐回「命运自主」台上,与学生领袖、泛民立法会议员和陈日君枢机,手牵手坐在台上等待被捕。下午5时58分,突然听到枪声,夏悫道烟雾弥漫,站在前线的市民大声叫喊:「警察放催泪弹。」依我们的计划,如果警方用武力时,为了保护示威者,我们会劝喻撤离,何况警方还举着「速离否则开枪」的横额。

陈日君枢机即时大声呼喊:「不要作无谓牺牲,快撤离,我们不要为这不理性的政府作牺牲。」「现在不是牺牲的时刻,快撤离!」此时,我脑中涌现北京天安门的景象,我心里说:「一定要守护学生,保护群众不受伤害。」

10月3日我们已开始讨论自首,惟不忍心让学生孤单抗争,故我们留下来。10月4日下午我们知道驻守的警察没有食物,本于信念,任何抗争,我们都坚持不能伤人的尊严。当日下午6时前,便开通车道和海富天桥。

此后,我积极推动学生和政府对话:因为只有对话才可保障所有参与者安全。另一方面,为雨伞运动打开对话之门,促进香港和北京政府理性对话下去。第一次原定10月10日,惟因10月3日旺角示威者被黑社会殴打而叫停。但我没有放弃,仍积极寻求对话。

经过多人和多番的游说和努力,终于再决定10月21日学生和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公开对话。可惜学生不愿意再对话下去,良好的意愿落空,我忧心忡忡,不得安睡,我们三人多次与陈日君枢机和李柱铭先生一起祷告,求上主保护学生和示威群众,并祈求上主指引前路。

群众无畏无惧,没有撤离,八十七枚催泪弹「催迫」了十多万人上街——波澜壮阔的雨伞运动开展了。雨伞原是用来遮太阳、挡风雨,但在运动期间,在警方猛烈喷射胡椒喷雾下却产生保护作用。雨伞运动源于长久以来对政制发展感到无助、无奈和无望,渴求命运自主。

七十九日占领,一百二十万人参与,展示香港和平非暴力的高质素公民,期间没有破坏任何建筑物,或焚烧任何物件。占领区的商店不但无损,反而占领者鼓励和帮助小店,以免生意受影响。很多商店和市民送饭、送水、送棉被、送帐幕,占领者充份发挥互助互爱的精神。虽历经黑社会的暴力袭击,警察亦以暴力打得占领者头破血流,但占领者仍保持和平非暴力的信念,没有退缩。

和平非暴力的公民抗命种籽,已深植人心。这运动原是一场公民觉醒运动,期望每个人都能出来贡献自己,表示决心,更希望能唤醒官僚的良知。幸福和美好的和平生活,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也是上主的旨意,我们要践行在人间。

没有公义,便没有和平,因为「公义的果实是平安,公义的效果是平静和安稳,直到永远」(赛卅二17)同时,「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与和平彼此相亲。」(诗八十五10)

法律和秩序是任何社会不可或缺的。若法律只用作维护权贵既得利益者,不法和霸道便由制度肯定,社会道德基础便荡然无存,无权无势者就成为法治制度的牺牲品。那么,政权只会借国家安全的名义:以迫害、流放、任意逮捕、刑求、强迫失踪、破坏和暗杀来维持所谓「和平」。(C. René Padilla)

或许你们会说:我们的问题源自「公民抗命」。错了!

「我们的问题,乃是来自『公民从命』。这种从命,让世上无数的人屈膝于强权,独裁者的政体之下,被卷进死伤以百万计的战争。这种从命,让世上无数的人对贫穷、饥饿、愚昧、战祸与残暴无动于衷。这种从命,让世上的监牢挤满小奸小恶的罪犯:大奸大恶者,却成为国家的领袖。」─历史学家霍华德津恩(Howard Zinn)

最后的总结陈辞

今日是2019年4月9日,想起五十一年前的4月4日,主张和平非暴力争取人权的马丁路德金牧师被人枪杀,先贤的说话仍在鼓励和呼召我们:「……我们要抵抗,因为自由永远不是白白赋予的。有权有势的欺压者从不会自动双手赠献自由给受压者……权益和机会必须通过一些人的牺牲和受苦才可以获致。」「……仇恨生仇恨,暴力生暴力……我们要用爱的力量去对付恨的势力。我们的目标绝不是要去击败或羞辱白人;相反,我们要去赢取他们的友谊和谅解。」

马丁路德金牧师说:「没有公义便没有真正的和谐。」我寄语生活于香港的市民,要怜悯不公义制度下的受害者,包括示威者,也包括警察;我更祈求怜悯能激发勇气,用以对抗制度的恶。

雨伞运动中,我只是一个敲钟者,希望发出警号,让人们知道不幸和灾难正在发生,期望唤醒人们的良知,共挽狂澜。如果我仍有气力,必继续在教会敲钟,在世上敲钟,在人心敲钟。

「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主同行。」(弥六8)

我——朱耀明、戴耀廷和陈健民现在于被告栏宣告:「我们没有后悔,我们没有埋怨,我们没有愤怒,我们没有遗憾,我们没有放弃。」

耶稣说:「为义受迫害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太五10)

慈爱、公义的上主,我将自己交托祢手中,愿祢的旨意成就!

于2019年4月6日「为雨伞运动九子判刑祈祷会」。郑乐天摄。

(编按:此文为朱耀明牧师4月9日面对占中九子案审讯宣判的庭上陈辞,作者为被告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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