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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地緣政治的試探與信仰出路

「為何一個民族需要民族故事?」(Why a Nation Needs a Nation Story?)瞥眼看這個標題,很容易聯想到今日中國民族主義猖狂的問題。然而,這段文字取自今期美國權威期刊《外交》(Foreign Affairs)今年三四月號一篇文章的副題,正題為「新的美國主義」(A New Americanism, 頁10-19)。更甚者,作者是曾獲普立茲獎的哈佛歷史學教授勒波(Jill Lepore),絕非無的放矢之作。原來,不是只有中國才會竄改歷史、塑造民族的神話。

沒有政權能代表公義

佔中九子宣判,以及港府希望修訂《逃犯條例》,是香港近期兩大政治事件,中國和(廣義)西方社會的詮釋迥然不同,不令人意外。不過,筆者注意到,坊間很多人把這兩者置於二元:中國是極權,西方是民主;中國是惡,西方是善。香港在冷戰時早有共產——資本陣營角力的經營,然而當時尚有英國作為中國和美國間的緩衝,與現在美中新冷戰的情況有異1,不少人對於香港前境的思量,要不北望神州,要不寄望美國為首的西方社會(或乾脆取消香港關係法,與中國玉石俱焚)。似乎在現實主義的主導下,連香港教會都缺乏非帝國主義的想像。

當然,一樣米養百樣人,有人覺得現代中國非帝國,自然也有人覺得美國是正義使者。問題就在於我們如何在不同的政治論述中分辨現實,這其實是信仰反省的基石。

北京提倡的民族主義思想當然是神話。正如著名歷史學家葛兆光指,「我們既不能用現代國家如『領土』、『統一』來想像古代帝國,也不能用古代帝國如『大一統』來理解或維護現代國家」2,與此同時,北京所推崇的學說又往往只是古人的理想,而非歷史的政治現實3。不過,以神話作為民族認同的主軸並非只存在於現代中國,美國亦如是。假若中國宣稱自己有五千年歷史的根基,美國創作的故事就是自己的獨特,是被揀選的子民,而這正是美國單邊及擴張精神的來源4。有些香港人不知為何會倡議美國代表民主和法治,無視華盛頓曾經或迄今都有幫助獨裁政權的劣績,忽略了就連英國也有「美國總是在宣揚法治,到頭來卻總是把自己置於法律之上」的說法5。事實上,由於華府可操控美元價格,並利用華爾街支配國際金融,華盛頓的確能在資本主義主導的國際社會鶴立雞群6。無怪乎連美國出身的著名語言學家杭士基(Noam Chomsky,1928-)也看不過眼,直斥自己的國家所謂自由與民主的象徵不過是謊言,反之它不過是個行事有雙重標準、到處行騙的的道地帝國主義者7

無可否認,美國和中國作為帝國,為了營造國民對國家的認同與委身,都不斷重申自己的正當性和實力——它們都強調自己是善的,也有能力維護善——即使它們與善從來無緣。如果美國也好,中國也好,都是與命令、權力、控制密不可分,且意圖取代上帝的帝國,夾在兩國政治鬥爭(political warfare)的香港信徒群體,應該在社會宣告一個甚麼的信息?

地緣政治的出路在悔改

縱觀舊約的王國時代,無論北國以色列和南國猶大,因為其地理位置在新月沃土的要位,經常面對不同國家提出合作的要求,直到猶大亡國之君西底家仍需要處理這種難題。不過,針對這些政治的試探,先知都提醒國民不要誤會政治結盟能帶來拯救,反之應單單依靠上主。如果香港就如南北國般處於地緣政治角力的最前線,教會必須回應時代:可依靠的是甚麼?面對可能是九七後最大的移民潮,這種疑問誠然十分「貼地」。

不過,如何才能實踐單一依靠上帝?以色列和猶大除了不與他國結盟外,就只能消極的甚麼也不幹?香港教會除了禱告和獨善其身,就甚麼也不能作?於此,筆者覺得美國神學家侯活士(Stanely Hauerwas)的意見值得參考:

「教會先要在這不公義和暴力的世界中學習忍耐,以照顧寡婦、窮人和孤兒。從世人的眼光看來,照顧這些人似乎對促成公義的理想貢獻不大,然而我們相信,除非我們付出時間照顧這些人,否則我們和這世界也不可能知道公義到底是怎樣的。」8

有本地神學工作者補充,侯活士乃提醒我們不能假定教會本身就知道何為公義,更不能將世人爭取的公義當成上帝的公義9。英國古典學家寶華(Maurice Bowra,1898-1971)就毫不猶豫指:「雅典提供一個指標性的反駁,顯示民主制度並不好戰或不渴望建立帝業,只是樂觀的幻想。」是以,教會在參與公民運動時要在信仰的框架下不斷自省,檢視自己與群眾的動機和理念是否毫無分別。任何草率把民主、公民抗命與公義等同的論述,都要謹慎應對,因為世人追求的公義往往只是一種「相對」甚至虛假的公義10

不過,更重要的是:教會要悔改,效法上主,「照顧寡婦、窮人和孤兒」以顯示對祂之信靠是真的,並藉此認識並彰顯上帝的公義。事實上,先知指摘百姓,不單是因為他們信靠政治結盟和拜偶像,還同時批評他們的社會充斥不義,而前後者往往息息相關11。靠賴盟國、拜偶像、社會不義不是三件不同的罪行,而是全部指向一項罪名:不信靠上主。北國尚存時,無論是阿摩司和何西亞都不只提出政治同盟並不可靠,也痛責北國的社會運作叛逆上主,他們「欺負貧寒的,壓碎窮乏的」(摩四1)、「強盜成群……祭司結黨」(何六9)。同樣,在南國作先知的以賽亞,也慨歎「無一人按公義告狀,無一人憑誠實辯白」(賽五十九4)。面對地緣政局的壓力,以色列人要作的不只是拒絕投靠世俗政權及拆除偶像,也需更新社會的運作方式。有意思的是,上主知道人的虛偽,表明祂不需要沒有社會公義的宗教忠誠:

「你們禁食,卻互相爭競,以兇惡的拳頭打人。你們今日禁食,不得使你們的聲音聽聞於上。這樣禁食,豈是我所揀選、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嗎?豈是叫人垂頭像葦子,用麻布和爐灰鋪在他以下嗎?你這可稱為禁食、為耶和華所悅納的日子嗎?我所揀選的禁食不是要鬆開兇惡的繩,解下軛上的索,使被欺壓的得自由,折斷一切的軛嗎?不是要把你的餅分給飢餓的人,將飄流的窮人接到你家中,見赤身的給他衣服遮體,顧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嗎?」(賽五十八4-7)

其實,耶穌基督所傳的天國正好和舊約先知互相呼應。當猶大群眾希冀彌賽亞成為政治領袖,帶領他們擺脫羅馬帝國之際,耶穌卻宣告毫不相關的東西:「天國近了,你們要悔改。」悔改與擺脫帝國的魔爪,到底有何關係?如果最大的誡命就是愛神愛人,難道只要活出來,就能勝過羅馬?然而,如果先知以至基督都看清楚真相,則政治的自由不意味人真正的自由,這就說得過去。

正如另一位美國神學家布魯格曼(Walter Brueggemann)說,先知信仰引進的不只是社會解放的信息,更是人性公義的政治,而只有自由又不受政權局限的上主才能帶來公義、憐憫的政治12。筆者觀察到後雨傘的變化,雖然確有人「不忘初衷」,但更多曾參與佔領運動的人卻選擇犬儒。既然抗爭無用,何不快樂度日?既然彌賽亞也被羅馬政權釘死,何不捉魚「搵食」?然而,如果屬神的人追求民主之原因是指向營造一個更符合公義的社會,而非回應「人人有樓上,年年有得去旅行」的訴求,教會就更有責任在這個時代活出對上主的敬虔,「就是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並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雅一27),為社會提供一個不一樣的公義想像。

憶起戴耀廷教授在受審前一個電影分享會講過類似的說話:我們未必追求到更多的公義,但至少我們可以努力減少不義的發生。公義不是一個零和遊戲,並非當下沒有民主,就足以成為我們不去減少不義的借口。大權壓境,香港最需要的,其實不是與很多群眾關切如何守住英國留下之制度的議題。不是獨立,不是借「外國勢力」保持「兩制」,不是討好中國換取空間;而是悔改,從「獅子山精神」推崇的「靠自己」、「發達大晒」意識形態中回轉:

「施洗約翰說:『你們要結出果子來,與悔改的心相稱。』……眾人問他說:『這樣,我們當做甚麼呢?』約翰回答說:『有兩件衣裳的,就分給那沒有的;有食物的,也當這樣行。』又有稅吏來要受洗,問他說:『夫子,我們當做甚麼呢?』約翰說:『除了例定的數目,不要多取。』又有兵丁問他說:『我們當做甚麼呢?』約翰說:『不要以強暴待人,也不要訛詐人,自己有錢糧就當知足。』」(路三8, 10-14)

敢問:一個崇拜金錢的金融都市,即使守住一個本質就是「被剝奪權力」13的「兩制」,甚或他朝有日奇蹟地爭取到民主,是否就是上帝公義的彰顯?筆者存疑。


1. 黃樂祈著,〈台灣應以「香港就是中國」為鑒〉,上報,2018年12月29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54826
2. 葛兆光著,《歷史中國的內與外有關「中國」與「周邊」概念的再澄清》(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二○一八),頁一二五。
3. 同上,頁一四二。
4. 克萊德.普雷斯托維茨著,杜默譯,《美國遊戲》(臺北:大塊文化,二○○四),頁三十九。
5. 同上,頁一六五。
6. 大衛.哈維著,王志弘、王玥民、徐苔玲譯,《新帝國主義》(臺北:群學,二○○八),頁七二,註廿五:Peter Gowan, The Global Gamble: Washington's Faustian. Bid for World Dominance (London: Verso, 1999), p.123.
7. 林博文著,《歷史未遠:世紀人物評點》』(新北:立緒文化,二○一六),頁四七。
8. 侯活士著,紀榮智譯,《和平的國度:基督教倫理學獻議》(香港:基道,二○一○),頁一四八。
9. 禢智偉著,《社會‧倫理:讀寫侯侯活士》(香港:基道,二○一七),頁四十三。
10. 同上。
11. 黃嘉樑、梁國權、雷建華著,《舊約先知要領》(香港:基道,二○○七),頁一五三。
12. 瓦爾特.布魯格曼著,謝樂知譯,《先知式想像》(臺北:台灣基督教文藝,二○○九),頁三三至三四。
13. 顧汝德著,《失治之城:掙扎求存的香港》(香港:天窗,二○一九),頁四四至六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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