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ading...

弱者地缘政治的试探与信仰出路

「为何一个民族需要民族故事?」(Why a Nation Needs a Nation Story?)瞥眼看这个标题,很容易联想到今日中国民族主义猖狂的问题。然而,这段文字取自今期美国权威期刊《外交》(Foreign Affairs)今年三四月号一篇文章的副题,正题为「新的美国主义」(A New Americanism, 页10-19)。更什者,作者是曾获普立兹奖的哈佛历史学教授勒波(Jill Lepore),绝非无的放矢之作。原来,不是只有中国才会窜改历史、塑造民族的神话。

没有政权能代表公义

占中九子宣判,以及港府希望修订《逃犯条例》,是香港近期两大政治事件,中国和(广义)西方社会的诠释迥然不同,不令人意外。不过,笔者注意到,坊间很多人把这两者置于二元:中国是极权,西方是民主;中国是恶,西方是善。香港在冷战时早有共产——资本阵营角力的经营,然而当时尚有英国作为中国和美国间的缓冲,与现在美中新冷战的情况有异1,不少人对于香港前境的思量,要不北望神州,要不寄望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或干脆取消香港关系法,与中国玉石俱焚)。似乎在现实主义的主导下,连香港教会都缺乏非帝国主义的想像。

当然,一样米养百样人,有人觉得现代中国非帝国,自然也有人觉得美国是正义使者。问题就在于我们如何在不同的政治论述中分辨现实,这其实是信仰反省的基石。

北京提倡的民族主义思想当然是神话。正如着名历史学家葛兆光指,「我们既不能用现代国家如『领土』、『统一』来想像古代帝国,也不能用古代帝国如『大一统』来理解或维护现代国家」2,与此同时,北京所推崇的学说又往往只是古人的理想,而非历史的政治现实3。不过,以神话作为民族认同的主轴并非只存在于现代中国,美国亦如是。假若中国宣称自己有五千年历史的根基,美国创作的故事就是自己的独特,是被拣选的子民,而这正是美国单边及扩张精神的来源4。有些香港人不知为何会倡议美国代表民主和法治,无视华盛顿曾经或迄今都有帮助独裁政权的劣绩,忽略了就连英国也有「美国总是在宣扬法治,到头来却总是把自己置于法律之上」的说法5。事实上,由于华府可操控美元价格,并利用华尔街支配国际金融,华盛顿的确能在资本主义主导的国际社会鹤立鸡群6。无怪乎连美国出身的着名语言学家杭士基(Noam Chomsky,1928-)也看不过眼,直斥自己的国家所谓自由与民主的象征不过是谎言,反之它不过是个行事有双重标准、到处行骗的的道地帝国主义者7

无可否认,美国和中国作为帝国,为了营造国民对国家的认同与委身,都不断重申自己的正当性和实力——它们都强调自己是善的,也有能力维护善——即使它们与善从来无缘。如果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是与命令、权力、控制密不可分,且意图取代上帝的帝国,夹在两国政治斗争(political warfare)的香港信徒群体,应该在社会宣告一个什么的信息?

地缘政治的出路在悔改

纵观旧约的王国时代,无论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因为其地理位置在新月沃土的要位,经常面对不同国家提出合作的要求,直到犹大亡国之君西底家仍需要处理这种难题。不过,针对这些政治的试探,先知都提醒国民不要误会政治结盟能带来拯救,反之应单单依靠上主。如果香港就如南北国般处于地缘政治角力的最前线,教会必须回应时代:可依靠的是什么?面对可能是九七后最大的移民潮,这种疑问诚然十分「贴地」。

不过,如何才能实践单一依靠上帝?以色列和犹大除了不与他国结盟外,就只能消极的什么也不干?香港教会除了祷告和独善其身,就什么也不能作?于此,笔者觉得美国神学家侯活士(Stanely Hauerwas)的意见值得参考:

「教会先要在这不公义和暴力的世界中学习忍耐,以照顾寡妇、穷人和孤儿。从世人的眼光看来,照顾这些人似乎对促成公义的理想贡献不大,然而我们相信,除非我们付出时间照顾这些人,否则我们和这世界也不可能知道公义到底是怎样的。」8

有本地神学工作者补充,侯活士乃提醒我们不能假定教会本身就知道何为公义,更不能将世人争取的公义当成上帝的公义9。英国古典学家宝华(Maurice Bowra,1898-1971)就毫不犹豫指:「雅典提供一个指标性的反驳,显示民主制度并不好战或不渴望建立帝业,只是乐观的幻想。」是以,教会在参与公民运动时要在信仰的框架下不断自省,检视自己与群众的动机和理念是否毫无分别。任何草率把民主、公民抗命与公义等同的论述,都要谨慎应对,因为世人追求的公义往往只是一种「相对」什至虚假的公义10

不过,更重要的是:教会要悔改,效法上主,「照顾寡妇、穷人和孤儿」以显示对他之信靠是真的,并借此认识并彰显上帝的公义。事实上,先知指摘百姓,不单是因为他们信靠政治结盟和拜偶像,还同时批评他们的社会充斥不义,而前后者往往息息相关11。靠赖盟国、拜偶像、社会不义不是三件不同的罪行,而是全部指向一项罪名:不信靠上主。北国尚存时,无论是阿摩司和何西亚都不只提出政治同盟并不可靠,也痛责北国的社会运作叛逆上主,他们「欺负贫寒的,压碎穷乏的」(摩四1)、「强盗成群……祭司结党」(何六9)。同样,在南国作先知的以赛亚,也慨叹「无一人按公义告状,无一人凭诚实辩白」(赛五十九4)。面对地缘政局的压力,以色列人要作的不只是拒绝投靠世俗政权及拆除偶像,也需更新社会的运作方式。有意思的是,上主知道人的虚伪,表明他不需要没有社会公义的宗教忠诚:

「你们禁食,却互相争竞,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禁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这样禁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岂是叫人垂头像苇子,用麻布和炉灰铺在他以下吗?你这可称为禁食、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轭上的索,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轭吗?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飘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赛五十八4-7)

其实,耶稣基督所传的天国正好和旧约先知互相呼应。当犹大群众希冀弥赛亚成为政治领袖,带领他们摆脱罗马帝国之际,耶稣却宣告毫不相关的东西:「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悔改与摆脱帝国的魔爪,到底有何关系?如果最大的诫命就是爱神爱人,难道只要活出来,就能胜过罗马?然而,如果先知以至基督都看清楚真相,则政治的自由不意味人真正的自由,这就说得过去。

正如另一位美国神学家布鲁格曼(Walter Brueggemann)说,先知信仰引进的不只是社会解放的信息,更是人性公义的政治,而只有自由又不受政权局限的上主才能带来公义、怜悯的政治12。笔者观察到后雨伞的变化,虽然确有人「不忘初衷」,但更多曾参与占领运动的人却选择犬儒。既然抗争无用,何不快乐度日?既然弥赛亚也被罗马政权钉死,何不捉鱼「搵食」?然而,如果属神的人追求民主之原因是指向营造一个更符合公义的社会,而非回应「人人有楼上,年年有得去旅行」的诉求,教会就更有责任在这个时代活出对上主的敬虔,「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雅一27),为社会提供一个不一样的公义想像。

忆起戴耀廷教授在受审前一个电影分享会讲过类似的说话:我们未必追求到更多的公义,但至少我们可以努力减少不义的发生。公义不是一个零和游戏,并非当下没有民主,就足以成为我们不去减少不义的借口。大权压境,香港最需要的,其实不是与很多群众关切如何守住英国留下之制度的议题。不是独立,不是借「外国势力」保持「两制」,不是讨好中国换取空间;而是悔改,从「狮子山精神」推崇的「靠自己」、「发达大晒」意识形态中回转:

「施洗约翰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众人问他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回答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又有税吏来要受洗,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除了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又有兵丁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路三8, 10-14)

敢问:一个崇拜金钱的金融都市,即使守住一个本质就是「被剥夺权力」13的「两制」,什或他朝有日奇迹地争取到民主,是否就是上帝公义的彰显?笔者存疑。


1. 黄乐祈着,〈台湾应以「香港就是中国」为鉴〉,上报,2018年12月29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54826
2. 葛兆光着,《历史中国的内与外有关「中国」与「周边」概念的再澄清》(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二○一八),页一二五。
3. 同上,页一四二。
4. 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着,杜默译,《美国游戏》(臺北:大块文化,二○○四),页三十九。
5. 同上,页一六五。
6. 大卫.哈维着,王志弘、王玥民、徐苔玲译,《新帝国主义》(臺北:群学,二○○八),页七二,注廿五:Peter Gowan, The Global Gamble: Washington's Faustian. Bid for World Dominance (London: Verso, 1999), p.123.
7. 林博文着,《历史未远:世纪人物评点》』(新北:立绪文化,二○一六),页四七。
8. 侯活士着,纪荣智译,《和平的国度:基督教伦理学献议》(香港:基道,二○一○),页一四八。
9. 禢智伟着,《社会‧伦理:读写侯侯活士》(香港:基道,二○一七),页四十三。
10. 同上。
11. 黄嘉梁、梁国权、雷建华着,《旧约先知要领》(香港:基道,二○○七),页一五三。
12. 瓦尔特.布鲁格曼着,谢乐知译,《先知式想像》(臺北:台湾基督教文艺,二○○九),页三三至三四。
13. 顾汝德着,《失治之城:挣扎求存的香港》(香港:天窗,二○一九),页四四至六八。

Donationcall
更多标签
轉數快
情緒支援
活學教育中心
靈溢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