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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送中抗爭中的政治神學、社會行動及倫理判斷

(編按:本文為作者於香港基督教教牧聯署籌委會及教牧關懷團在七月八日於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香港堂合辦的「敲碎玻璃之後——如何作政治倫理判斷?」講座分享講稿。標題由編者修訂,原題為「政治神學、社會行動及倫理判斷」。)

今天晚上我主要負責神學解釋,並且在這種認知下作倫理判斷及指引我們的社會行動。有關武力使用的政治哲學思考,特別是正義戰爭理論的倫理思考,在講座預備時是羅秉祥教授負責的部份,因此我在此不再贅述。

一、在勇武與和理非,暴力與和平之間,有怎樣的共存性?

在政治神學裡,我們或許首先要處理暴力與和平主義的問題。我要強調,我由始至今都認為香港的社會行動應秉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立場。但主張社會行動和理非,與聖經及神學是否否定武力,可以是兩回事。即或我們指出聖經及神學接受武力及暴力在政治運作或極端生活情況出現,但也不代表我們需要以武力行動。

若我們從整本聖經看,我們不可否認,舊約聖經對武力的使用是較多提及的。我們甚至可以見到先知差遣某些人,從事革命活動。但從整個聖經神學言,新約耶穌基督的行動和彌賽亞位份,都指出教會是新以色列,超越了舊約的國度觀。其中最大的不同,便是教導我們,人的盼望在天國王權,而不是地上政權。

二、主耶穌是勇武還是和理非?

談及耶穌基督的榜樣,就是耶穌本身是否接受武力。我們可以說祂基本上是主張和平的,但我們卻不能說基督是禁止人使用武力又或強迫力(coercion)。

1. 獨沽一味的「潔淨聖殿」

首先,很多人討論的約翰福音潔淨聖殿經文,清楚看到耶穌因著某種更重要的原則,而「搗亂」聖殿。有香港的聖經學者認為猶太人當時接受耶穌的行動,所以那不是我們今天所認為的「暴力」:

大家要留意,耶穌的行動在當時文化來看沒有被「衝擊」或「暴力」所描述,這是一種象徵性的行動,以行動帶來信息,因此猶太人不會罵他「暴力」或「非法」,而是期望由祂說明這動作背後的含意:「你既做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約二18)……因此,耶穌潔淨聖殿不能合理化「暴力」及「衝擊」。

又或有論者認為耶穌的行動只能是套在祂自己身上,而不能套在基督徒身上。但若我們細心思考這些解釋,它們都是值得商榷的。首先,若我們認為猶太人接受耶穌的行為,其最直接的解釋並不是耶穌的搗亂行動不是「暴力」,而是猶太人本身接受有原因而出現的「暴力」行為。至於認為那段經文是指著彌賽亞行動,因此信徒不應覺得可以套在自己身上的說法,其最大挑戰是聖經既教導我們除耶穌以外別無拯救,但也清楚教導我們效法基督。教會平日的教導,有關叫人回轉、被擄得釋放、瞎眼得看見、貧窮人有福音聽這些彌賽亞行動,都是基督徒要效法的。那麼,為甚麼耶穌因為聖殿烏煙瘴氣而有的脅迫(coercive)行為,是信徒單單不應效法的呢?

2. 耶穌的武力觀與道德判斷

更值得注意的是,路加福音廿二章36節,主耶穌在離別時吩咐門徒賣衣服買刀,這經文最少是基督容許人有自衛的武力。但當然,廿二章49節立即提門徒收刀入鞘,所以基督對武力使用是十分謹慎。因此,聖經警告我們武力的嚴重後果,但並非任何武力行為都是錯的。

因此,使用武力的對錯,我們需要將之放在一個事件脈絡來考慮它的倫理道德,而不是單單從有沒有做某種行動就來說它是對或錯。事實上,耶穌的教導警告我們不要以為做了「規定」,便是「道德」。相反,祂對只是字面做到律法或人的規定的人,持否定的態度。例如,馬太福音十二章2節:「法利賽人看見,就對耶穌說:看哪,你的門徒作安息日不可作的事了!」及馬可福音七章11-12節:「人若對父母說:我所當奉給你的,已經作了各耳板(各耳板就是供獻的意思),以後你們就不容他再奉養父母。」兩個故事都顯示耶穌並不認為死板地守某些規舉,便是道德。

三、回溯二○一二後的社運浪潮

所以,我們要細心思考香港自回歸以來的社會運動的脈絡,特別是二○一二年以後的社會運動為何一次比一次激烈。其實不少論者都指出,政府在政改、DQ議員事件、國旗國歌法、土地諮詢、西鐵一地兩檢、和今次反送中,都根本對任何反對的民意充耳不聞。特別是反送中經歷6.9集會,政府仍然一意孤行。到6.12的情況,十分小部份的示威者的確有激烈的行為,但警察使用的武力更是不成比例,政府卻要將它說成「暴動」。幾經輿論聲討,那仍是「五個人的暴動」。到7.1,政府仍然不肯撤回條例,只說暫緩,但誰也記得官員及建制議員說過暫緩之後會再推出,加上有人輕生,示威者認為根本連死都動不了政府,他們究竟如何可以令政府聽進他們的意見呢?在這個情況之下,7.1衝進立法會的事件,我們不能只說示威者「錯就是錯」,若真的要說示威者有錯,我們更要說政府有更大、更致命的錯,並且直接將整個社會激進化。另外,警察在這次行動的確多次使用不必要的武力,若要說錯,他們更會是眾矢之的(經過7.7旺角清場行動,這種怪責就更振振有辭)。

四、誰是罪魁禍首

可是,我們將錯誤歸罪示威者(甚或其他人),真的會對事件有幫助嗎?真的是基督徒有見證之舉嗎?不會的!指責過錯,我們會發現最後整個社會都陷在互相指責,而不是正視為何我們一步步走到這地步,並且尋求解決辦法。

1. 妖魔化背後的危機

一味的指責只會使人愈來愈看不到真相,並且將不同意見者標籤化、妖魔化。例如,學生一定係廢青、食塞米、暴力份子、無腦;警察一定係黑警、狗;牧師係妖牧;教授係學棍及收左西方的錢。我們要記著,我們罵人,反而人會久而久之接受自己就是那種東西。例如,淫蟲坦蕩蕩淫下去,奸商理直氣壯奸下去。但這種標籤化一定不是耶穌基督的人生實踐。耶穌當年不單接納弱勢群體如罪人和妓女,更接納宗教上維穩份子法利賽人、賣國的稅吏、羅馬黑警百夫長、勇武本土派奮銳黨、蝗蟲外邦人。

2. 活在你死我亡的困窘

從政治神學的角度,福音將人在世界的矛盾、罪惡和衝突,從一個你死我活的角度、沒有轉圜的狀況下,帶來新的可能性。弟兄姊妹,今天我們不斷在教會、在面書、在WhatsApp群組內繼續將標籤和罪名貼在別人的身上,除了憤怒和互相毀滅之外,我看不到有新的可能性。

3. 指出魔性,悟出靈性

耶穌讓人看到自己的罪惡,並不是以貼別人標籤及一味指責來達成的。祂往往是讓人自己看到自己的本相,並讓人發現回轉或新生活方式的可能性。讓我們鼓勵身邊的學生繼續發揮創意,幫香港走出困局,鼓勵他們要和平理性、不用灰心尋短。鼓勵警察要專業,要保護巿民,不是「扑濕」巿民,要珍惜上世紀七十年代以後香港警察辛苦建立的正面形象。鼓勵那些有一官半職的人要真的聽香港人的聲音,不要只顧討「北大人」的歡喜,做真精英。耶穌會直斥其非的,就是假冒為善、以自己為正義之士的人。但耶穌也不是只貼他們標籤來抽象地罵他們一頓,祂除了標籤以外(例如毒蛇的種類、粉飾的墳墓),都詳細指出他們的行動錯在哪裡,以至法利賽人中有如尼哥底母,可細心反省自己,作出真的改變。


「敲碎玻璃之後——如何作政治倫理判斷?」講座(Elon Lau攝)

我感謝陳恩明牧師願意讓我將他在FB的一個帖文在這裡分享,我相信他的經歷能讓大家清楚我以上的提議的作用和力量:

來到一個分叉位置,警察廣播指示離開方向,群眾馬上起哄,有青少年毒舌咒罵,白衫還以怒目。我的和平之心按捺不住,走到白衫旁說,我是牧師,會勸他們冷靜;若你能退開一下,情況不至變壞。他怔了一下,竟然接受!青年人瞪著我問,你對他説甚麼?我說,叫他不要睥你們,快些退開。他繃緊的臉馬上放鬆,然後又罵,一直跟在警隊後面罵。我勸他們得饒人處且饒人,他們吞不下,因為警察的暴行在他們內心留下的傷痕太深了。我勉勵他們不要灰心,總要活下去求改變……

不知怎的,總是捨不得從佐敦道離開,又折回匯翔道水馬陣處,遠處似乎正在發生衝突。我不知道哪來的信心,也不知何來的智慧,竟然面向警察,高舉雙手,仿如禱告祝福,請他們勿理會咒罵,略為後退,停止拍攝。沒想到領頭的竟然退守到指揮台上,情況略微緩和。此時,有人和我打招呼,是主內弟兄,長駐立法會的。我們即時合唱哈利路亞,將咒罵聲稍為淹蓋,及至記者訪問青年人為止。原來青年人辱罵警察,警察以辱罵還擊,事情就鬧大了。趁著青年人受訪的時候,我向他了解情況,聽他說出不忿原因,結果他也平靜了。

可是就在此刻,前面的形勢突然緊張起來,許智峯要求警察讓路給示威者沿水馬旁離開,但警察堅決不讓,一方面這是最接近高鐵的入口,二方面示威者若在警察面前經過距離太接近。無巧不成話,立法會前那位聽過我講道的女督察竟然又相遇。她又來請我勸人散去!她認為示威者的叫罵與讓路要求都是無理的,深信神有公義,必定鑒察。又説,有人犯法,我們一定執法。我一邊走到許智峯身邊,勸導説,好議員一定要令事件降温,儘快領大家散開。他解釋說,這些人沒有惡意,只是要對峙久一點。他背後的青年人在哭。我緊緊的擁抱著他。警察可能到現在還沒有明白青少年的悲哀與忿怒,仍然只看到自己是正義之師。這是香港極大的一個悲劇。當我穿梭在警察與群眾之間的時候,忽然有警司大發官威指喝説我沒有特權走來走去,幾乎要出手攔我。我也沒好氣的敷衍他,走到其他警官面前交代幾句就走了。

從陳牧師的分享,我希望教牧及弟兄姊妹也看到,人性的確有偏執醜陋,但很多人仍是願意不衝突及良性互動的,還有很多人心靈受傷需要安慰。求上帝讓我們都真的成為調和世界的鹽,和照亮黑暗的光,為社會狀況締造多一點空間。相反,自以為義及有權,如那位警司一樣,只會是「倒米」及將情況往死處堵。

五、尋找出路的可能

1. 既然社運已能be water ,何不自組民間調查委員會?

程翔先生提議民間自己召開調查委員會,我認為這個若能在教會首先做起,是十分好的。我們的調查不是興問罪之師,而是鼓勵各人省察自己在今次事件裡可以改正的地方,修補社會的裂縫,並且將來如何更好處理社會爭議。因此,那是一個集體反省、檢討委員會。

2. 小心義怒蓋了眼,錯將聖經為我用

除了這種自身反省及對罪人的接納外,我認為今天基督徒有以聖經來合法化我們的社會行動的趨向,這是十分令人憂慮的。若我們回到新約的教導,應發現天國永遠不是我們可以實現的。天國的降臨在時間性是一種終末、在實踐性是一種祈禱及聖靈的持續更新,我們的實踐,無論是社會見證,醫治服侍,又或口頭宣講,都不會「就是」天國。天國的理想永遠會觀照出我們的做法的不足。如此,我們要注意到,聖經的運用也應永遠是我們行動的「審判」、「提醒」,而不會是我們行動的護身符。與其我們用一句經文來叫別人閉嘴,倒不如思考經文叫我們的行動可以更正面影響別人,有更多新的影響空間和角色,並叫質疑基督徒的人看見上帝在我們身上的見證和作用。金句式的引用經文只是將已有的世物或我們固有的實踐錯誤地變成永恆絕對,相反,讓上帝的話語改變,可以叫我們「心意更新而變化」,察看到更多的工作及行動可能性。我認為,林鄭月娥今次的失敗,與她自己認定是上帝叫她出來做特首,並且天堂已經有位給她十分有關。當我們將「屬靈」變成對自己的肯定,我們反而會故步自封。社會變革需要有新的社會想像,聖靈對我們現有做法及想法的挑戰,正正給我們動力,建構新的想像。

3. 從古典神學中看平行時空,活在惡的世界的倫理學

我要指出我以上的說法,是建基於奧古斯丁的政治神學。奧古斯丁指出,上帝之城與地上之城是一種現世的平行事實。從這裡引申,我們會看到基督教政治倫理其實是有其雙重性。一是其理想性(福音性),但另一面是現實政治實踐的兩難,指出基督徒若要從事地上之城的活動,沒有能力完全擺脫罪惡帶來的人世暴力和不平安。基督徒即或如何在政治上作謹慎的道德判斷,都無法避免罪惡。政治很多是實踐的人在「兩害」中作矛盾及妥協的選擇,但如何選,實質都是得罪人、得罪神。奧古斯丁更在羅馬遭遇蠻族暴力入侵時,不是首先愛國地痛罵蠻族,而是指出羅馬罪孽深重。我覺得香港今天的情況,若我眾基督徒能有這種反省的能力,或許可以對周圍的人有幫助。並且,上帝之城永遠告訴天路客,我們應在現實種種不理想中,看到盼望和新的異象,並將異象化為行動。在宗教改革後的英國不從國教派,因為抵抗國王的專制,創造出民主的體制,並對社會經濟運作有新的想法,這些反而是武力抗爭以外,真正能改變社會的重點。

4. 我思我想:歷史在進步的同時,弔詭地也是重複著故人的軌跡

最後,我反對教會在政治活動中以屬靈話語來支持自己,原因是我在研究英國不從國教派的論述時,發現當時不同群體也充滿抵抗、暴力、和平、愛國、賣國的論述。只是,這些論述若作為攻撀別人的修辭,其最好的後果只會是革命和政權更替,但正面影響社會的效果成疑。但到十八世紀以後,不同教派慢慢接納自己的不足,學效別人對社會有正面影響的做法,反而將社會改變的效應擴大化(例如:互相學習成立主日學、教導童工讀書、幫助脫貧)。因此,我從英國教會的政治抗爭史中,看到有很多香港今天抗爭在重複的歷史教訓,並且找到漫長抗爭中可以參考的借鏡和啟發。


郭偉聯(Elon Lau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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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副教授、使命公民運動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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