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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论坛讯】适逢六四事件三十周年，小息书店早前举行了《六四十问》说书会。《六四十问》是以十个问题串连整个八九民运的始末，作者许伟恒解释，后人所指的平反六四是要求中央澄清六四是一场爱国的民主运动，非动乱，他亦指中国有真假平反之分。

烛光晚会不在平反在传承

对许伟恒而言，出席六四烛光晚会的目的不在平反，只为纪念和传承，并对天安门母亲的支持。

许伟恒说，平反六四是与中国《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有关，当中评定学生运动为一场动乱；而后人所平反的是要求中央澄清六四事件是一场爱国的民主运动。许伟恒进一步指出，平反有真假之分，而中共过往所作的都是「假平反」。他以中共「反右运动」为例，当时毛泽东鼓励知识份子批评共产党，借令党进步为名，实「引蛇出洞」，把批评者定为右派，并对他们进行劳改。其后，胡耀邦希望为此平反，但却受到邓小平的阻挠，因为邓小平是「反右运动」的执行者，为了确立「反右运动」为正确的行动及避免影响他党内的工作，他勒令平反事件不要执行得太彻底。许伟恒强调，虽然中共曾帮助部份人平反，使他们恢复名誉，但事件中仍有一部份人终身无法摆脱右派的身份，中共亦没有就事件道歉、作出赔偿和把右派的定性扭转，这正是中央政府所作的「假平反」。

至于「真平反」，许伟恒以南韩平反光州事件来说明。他指出，光州事件被平反后，实行独裁主义的统治者全斗焕不但成了囚犯，南韩更出现了史上第一位民选总统。从此事件可反映「真平反」的两大原则：第一，澄清事件、道歉和赔偿；第二，国家迈向民主化。

若把「真平反」的概念放进六四事件中，许伟恒坦言并强调一党专政的中国不可能转型成民主国家，因纵观过去一百年的世界历史中，没有国家能由共产国家和平地转型为民主国家。或许历史上曾有共产国家倒台，情况如九十年代的波兰人民共和国政权被推翻，但那是因为该国原本的共产党员放弃不作党员；而另一个例子，是因为某些国家的共产党倒台，而令国家的管治模式有所改变。在哲学层面，他引用卡尔．波普尔（Sir Karl Raimund Popper）《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指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转为民主国家。故此，他指中国政府可能只会为了政治的利益和斗争而进行「假平反」，若人民向中国政府要求「真平反」，实是与虎谋皮。

权利要自己争取

许伟恒在其后的问答环节中，亦有提到人民可如何参与争取民主。他直言权利是人民自己争取的，并不相信天赋人权的说法，统治者不会无故将民主赐给予人们。之后，他引用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的话，指出在独裁统治下人民都可以尽上微小的个人责任。这种责任可以分为三部份，分别是思考、判断和行动；思考和判断何为善恶，基础是认识真理，而行动是力尽己任。许伟恒形容极权政府彷佛是一个机器，若每一个人都谨守自己的岗位，拒绝顺从那些不义的事，这个机器很快便会崩毁。他最后以自己的生活例子作结：作为两个小孩的父亲，带领孩子到快餐店用餐时，会避免选择中资企业，如麦当劳，而选择光顾Mos Burger和Burger King等的餐厅。行动虽然小，但却是尽力推动民主的发展。

九十后对「六四」情感连结弱

主办单位小息书店亦邀请了一名九十后的信徒浅谈对六四事件的看法。黄文轩（Norton）现为建道神学院学生，六四事件发生时，他仍未出生。他表示「九十后」的情感连结较弱，接触六四的途径就是从教科书和新闻，未能体验港人共同进退的感受。相反，大部份的「九十后」都一同参与雨伞运动，当中的感受定必较六四事件深。

Norton说，至于支联会举办的六四晚会，当中平反六四和悼念死伤者的主张，与「九十后」的关系不大。他补充，与其悼念六四事件，部份「九十后」反而对消灭共产党和香港独立的议题更为关心，胜于谈论和追求中国民主化。Norton又表示，有些人还会认为：与其争取六四事件的真相，倒不如先处理香港的内政问题，如《逃犯条例》修订。他亦指出自己曾接触一些「二千后」，他们对六四事件漠不关心，对中国不公的事司空见惯，渐渐将政府的虚伪行为合理化。

总结时，Norton以电影《时代伪证者》带出两个重点，第一是别让固有的立场扭曲真相，第二是历史提醒后人别要重蹈覆辙。无论有否经历六四事件；无论是六四事件还是雨伞运动，他鼓励大家坚守真相。

黄文轩

「六四」背后

会上，有与会者在问答环节时提到一九八九年除了中国的六四事件外，在国际层面还有德国柏林围墙倒下、苏联解体等，她问及六四镇压事件与世界的关系。许伟恒认同世界的局势对六四事件的影响颇大，当时全球有不少的共产国家政权动摇，他引用文献指邓小平在戒严的会议中，指明中国不可步东欧国家的后尘，如波兰、匈牙利等，因当时已有不少共产主义倒台。此外，中国以暴力方式终结民主运动的做法对世界的局势也有影响，有不少的国家都将此放在眼内，什至参考有关做法，但见代价太大而放弃了，东欧的人民亦呼吁政府不要效法中国。这引证八九民运与当时共产主义、民主化运动息息相关。

当晚，许伟恒亦阐述六四事件的背景，把它分为政治、经济和社会气氛三方面，希望令参加者更易明白当中事情发生的缘由。改革开放前，中国实施全能主义，以单位控制人民的住宿、粮食分配、工作等。「三面红旗」和「人民公社」的政策都造成中国经济极端贫穷，政治专制亦令人对国家和马克思主义失去信心，令国家陷入三信危机（信任、信心、信仰）。因此，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放松对国内经济的约束，由计划经济走向巿场经济，但坚持政治加紧，维持一党专政。随着改革开放，国内亦出现严重的贪污问题，而改革派在党中日渐失势。六四事件就在这些背景下发生。

是次说书会于六月八日举行，约有五十人出席。

（编按：许伟恒为一名基督徒老师，在中学任教中国历史。在六四事件十周年时，他除了希望每年参与支联会举办的晚会外，更想编写一本书记录事件。起初，他预期写一本略述当年民运的经过的书，供年轻人阅。当他搜集资料时，便发现很多鲜为人知的事，因此改变写作方向，决定撰写一本详尽而老少皆宜的书。《六四十问》全书本于2014年〔六四事件廿五周年〕完成，但恰巧遇上雨伞运动，而未能出版。直至今年〔六四事件三十周年〕，有出版社与许伟恒洽商，最终成功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