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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論壇

特寫

《六四十問》說書會
許偉恒:謹守崗位拒絕不義

今年是六四事件三十週年,小息書店早前舉行了《六四十問》說書會。《六四十問》是以十個問題串連整個八九民運的始末,對作者許偉恒而言,出席六四燭光晚會的目的不在平反,只為紀念和傳承,並對天安門母親的支持。
 

燭光晚會不在平反在傳承

許偉恒解釋,一般人所指的平反六四是要求中央澄清六四是一場愛國的民主運動,非動亂,他亦指中國有真假平反之分。

許偉恒說,平反六四是與中國《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有關,當中評定學生運動為一場動亂;而一般人所平反的是要求中央澄清六四事件是一場愛國的民主運動。許偉恒進一步指出,平反有真假之分,而中共過往所作的都是「假平反」。他以中共「反右運動」為例,當時毛澤東鼓勵知識份子批評共產黨,借令黨進步為名,實「引蛇出洞」,把批評者定為右派,並對他們進行勞改。其後,胡耀邦希望為此平反,但卻受到鄧小平的阻撓,因為鄧小平是「反右運動」的執行者,為了確立「反右運動」為正確的行動及避免影響他黨內的工作,他勒令平反事件不要執行得太徹底。許偉恒強調,雖然中共曾幫助部份人平反,使他們恢復名譽,但事件中仍有一部份人終身無法擺脫右派的身份,中共亦沒有就事件道歉、作出賠償和把右派的定性扭轉,這正是中央政府所作的「假平反」。

至於「真平反」,許偉恒以南韓平反光州事件來說明。他指出,光州事件被平反後,實行獨裁主義的統治者全斗煥不但成了囚犯,南韓更出現了史上第一位民選總統。從此事件可反映「真平反」的兩大原則:第一,澄清事件、道歉和賠償;第二,國家邁向民主化。

若把「真平反」的概念放進六四事件中,許偉恒坦言並強調一黨專政的中國不可能轉型成民主國家,因縱觀過去一百年的世界歷史,沒有國家能由共產國家和平地轉型為民主國家。或許歷史上曾有共產國家倒台,情況如九十年代的波蘭人民共和國政權被推翻,但那是因為該國原本的共產黨員放棄不作黨員。故此,他指中國政府可能只會為了政治的利益和鬥爭而進行「假平反」,若人民向中國政府要求「真平反」,實是與虎謀皮。

權利要自己爭取

許偉恒在其後的問答環節中,亦有提到人民可如何參與爭取民主。他直言權利是人民自己爭取的,並不相信天賦人權的說法,統治者不會無故將民主賜予人們。之後,他引用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話,指出在獨裁統治下人民都可以盡上微小的個人責任。這種責任可以分為三部份,分別是思考、判斷和行動;思考和判斷何為善惡,基礎是認識真理,而行動是力盡己任。許偉恒形容極權政府彷彿是一個機器,若每一個人都謹守自己的崗位,拒絕順從那些不義的事,這個機器很快便會崩毀。他最後以自己的生活例子作結:作為兩個小孩的父親,帶領孩子到快餐店用餐時,會避免選擇中資企業,如麥當勞,而選擇光顧Mos Burger和Burger King等的餐廳。行動雖然小,但卻是盡力推動民主的發展。

九十後對「六四」情感連結弱

主辦單位小息書店亦邀請了一名九十後的信徒淺談對六四事件的看法。黃文軒(Norton)現為建道神學院學生,六四事件發生時,他仍未出生。他表示「九十後」的情感連結較弱,接觸六四的途徑就是從教科書和新聞,未能體驗港人共同進退的感受。相反,大部份的「九十後」都一同參與雨傘運動,當中的感受定必較六四事件深。

Norton說,至於支聯會舉辦的六四晚會,當中平反六四和悼念死傷者的主張,與「九十後」的關係不大。他補充,與其悼念六四事件,部份「九十後」反而對消滅共產黨和香港獨立的議題更為關心,勝於談論和追求中國民主化。Norton又表示,有些人還會認為:與其堅守六四事件的真相,倒不如先處理香港的內政問題,如《逃犯條例》修訂。他亦指出自己曾接觸一些「二千後」,他們對六四事件漠不關心,對中國不公的事司空見慣,漸漸將政府的虛偽行為正當化。

總結時,Norton以電影《時代偽證者》帶出兩個重點,第一是別讓固有的立場扭曲真相,第二是歷史提醒後人別要重蹈覆轍。無論有否經歷六四事件;無論是六四事件還是雨傘運動,他鼓勵大家堅守真相。

是次說書會於六月八日舉行,約有五十人出席。



從歷史研究實踐公義憐憫

其後,許偉恒接受本報訪問,分享有關民間發起保存歷史及成書心得之事。

1. 為何民間會自發保存歷史?

許偉恒說歷史研究不應只在大學和研究院出現。它們提供學術的研究固然重要,但其歷史研究過於學術性和太細碎,令民眾覺得研究太「離地」,而民間的歷史研究正可填補此空缺。

民間的歷史研究可分為很多種,有些是社區的本土研究,也有民間的學者採取較學術性的研究。他見香港近年也有幾本與民間歷史有關的書,例如有一本書講述香港民間足球發展可成歷史研究;作為一個民間學者若使用一個通俗的語言去寫,會更能吸引對此有興趣的巿民。他也提到程翔寫過一本《香港六七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書中運用了新的文獻推測六七暴動的起因,研究方式較為學術。他總結以上作品的共通點,研究方向都是一些本土的跟香港有關的歷史。他表示香港有很多歷史學家並非研究香港,正因如此,民間有很多人便去研究本土歷史,因為他們對香港有感情,亦覺得歷史研究應貼近港人的需要,從而補充大學研究的不足。

2. 編寫《六四十問》時,有否發現哪些特別的事件,與官方或教科書提及的不同?

第三章「四二六出台過程」的研究正正是與廣泛的說法不同。兩三年前,他再去思考和閱讀有關文章時,有所啟發,開始想官方會否在「四二六出台過程」中有所隱瞞;官方的說法是鄧小平在整個事件中,是一個可有可無的角色,亦不是一個發動者,但許偉恒在參考不同的文章和回憶錄時,發現事情並非如此,這推動他嘗試利用歷史研究的方式和考證的方法尋找真相。這是他在成書過程中最大的得著,找到一些沒有前人提及的觀點。

3. 有何信仰理念推動你出版此書?

他提到彌迦書六章8節,相信行公義的其中一個方法便是為社會不公的事去發聲。他認為天安門母親在內地總是被欺壓的一群,她們同樣是追求真相和正義,但一直追求不到。他覺得官方一直不願意為事件平反,不願意善待死者家屬。作為一個普通人,他嘗試用歷史角度作研究,為他們追求真相,這除了是他想做的事,也是聖經中的「行公義,好憐憫」。他直言這不代表他已完全做到「行公義」,但只是希望自己能謙卑去做,相信上帝會明白他的心,相信在上帝眼中會看此為喜悅的事。

(編按:許偉恒為一名基督徒老師,在中學任教歷史。在六四事件二十週年時,他除了希望每年參與支聯會舉辦的晚會外,更想編寫一本書記錄事件。起初,他預期寫一本略述當年民運經過的書,供年輕人閱讀。當他搜集資料時,發現很多鮮為人知的事,因此改變寫作方向,決定撰寫一本詳盡而老少皆宜的書。《六四十問》全書本於2014年〔六四事件廿五週年〕完成,但恰巧遇上雨傘運動,而未能出版。直至今年〔六四事件三十週年〕,有出版社與許偉恒洽商,最終成功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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