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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写

《六四十问》说书会
许伟恒:谨守岗位拒绝不义

今年是六四事件三十周年,小息书店早前举行了《六四十问》说书会。《六四十问》是以十个问题串连整个八九民运的始末,对作者许伟恒而言,出席六四烛光晚会的目的不在平反,只为纪念和传承,并对天安门母亲的支持。
 

烛光晚会不在平反在传承

许伟恒解释,一般人所指的平反六四是要求中央澄清六四是一场爱国的民主运动,非动乱,他亦指中国有真假平反之分。

许伟恒说,平反六四是与中国《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有关,当中评定学生运动为一场动乱;而一般人所平反的是要求中央澄清六四事件是一场爱国的民主运动。许伟恒进一步指出,平反有真假之分,而中共过往所作的都是「假平反」。他以中共「反右运动」为例,当时毛泽东鼓励知识份子批评共产党,借令党进步为名,实「引蛇出洞」,把批评者定为右派,并对他们进行劳改。其后,胡耀邦希望为此平反,但却受到邓小平的阻挠,因为邓小平是「反右运动」的执行者,为了确立「反右运动」为正确的行动及避免影响他党内的工作,他勒令平反事件不要执行得太彻底。许伟恒强调,虽然中共曾帮助部份人平反,使他们恢复名誉,但事件中仍有一部份人终身无法摆脱右派的身份,中共亦没有就事件道歉、作出赔偿和把右派的定性扭转,这正是中央政府所作的「假平反」。

至于「真平反」,许伟恒以南韩平反光州事件来说明。他指出,光州事件被平反后,实行独裁主义的统治者全斗焕不但成了囚犯,南韩更出现了史上第一位民选总统。从此事件可反映「真平反」的两大原则:第一,澄清事件、道歉和赔偿;第二,国家迈向民主化。

若把「真平反」的概念放进六四事件中,许伟恒坦言并强调一党专政的中国不可能转型成民主国家,因纵观过去一百年的世界历史,没有国家能由共产国家和平地转型为民主国家。或许历史上曾有共产国家倒台,情况如九十年代的波兰人民共和国政权被推翻,但那是因为该国原本的共产党员放弃不作党员。故此,他指中国政府可能只会为了政治的利益和斗争而进行「假平反」,若人民向中国政府要求「真平反」,实是与虎谋皮。

权利要自己争取

许伟恒在其后的问答环节中,亦有提到人民可如何参与争取民主。他直言权利是人民自己争取的,并不相信天赋人权的说法,统治者不会无故将民主赐予人们。之后,他引用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的话,指出在独裁统治下人民都可以尽上微小的个人责任。这种责任可以分为三部份,分别是思考、判断和行动;思考和判断何为善恶,基础是认识真理,而行动是力尽己任。许伟恒形容极权政府彷佛是一个机器,若每一个人都谨守自己的岗位,拒绝顺从那些不义的事,这个机器很快便会崩毁。他最后以自己的生活例子作结:作为两个小孩的父亲,带领孩子到快餐店用餐时,会避免选择中资企业,如麦当劳,而选择光顾Mos Burger和Burger King等的餐厅。行动虽然小,但却是尽力推动民主的发展。

九十后对「六四」情感连结弱

主办单位小息书店亦邀请了一名九十后的信徒浅谈对六四事件的看法。黄文轩(Norton)现为建道神学院学生,六四事件发生时,他仍未出生。他表示「九十后」的情感连结较弱,接触六四的途径就是从教科书和新闻,未能体验港人共同进退的感受。相反,大部份的「九十后」都一同参与雨伞运动,当中的感受定必较六四事件深。

Norton说,至于支联会举办的六四晚会,当中平反六四和悼念死伤者的主张,与「九十后」的关系不大。他补充,与其悼念六四事件,部份「九十后」反而对消灭共产党和香港独立的议题更为关心,胜于谈论和追求中国民主化。Norton又表示,有些人还会认为:与其坚守六四事件的真相,倒不如先处理香港的内政问题,如《逃犯条例》修订。他亦指出自己曾接触一些「二千后」,他们对六四事件漠不关心,对中国不公的事司空见惯,渐渐将政府的虚伪行为正当化。

总结时,Norton以电影《时代伪证者》带出两个重点,第一是别让固有的立场扭曲真相,第二是历史提醒后人别要重蹈覆辙。无论有否经历六四事件;无论是六四事件还是雨伞运动,他鼓励大家坚守真相。

是次说书会于六月八日举行,约有五十人出席。



从历史研究实践公义怜悯

其后,许伟恒接受本报访问,分享有关民间发起保存历史及成书心得之事。

1. 为何民间会自发保存历史?

许伟恒说历史研究不应只在大学和研究院出现。它们提供学术的研究固然重要,但其历史研究过于学术性和太细碎,令民众觉得研究太「离地」,而民间的历史研究正可填补此空缺。

民间的历史研究可分为很多种,有些是社区的本土研究,也有民间的学者采取较学术性的研究。他见香港近年也有几本与民间历史有关的书,例如有一本书讲述香港民间足球发展可成历史研究;作为一个民间学者若使用一个通俗的语言去写,会更能吸引对此有兴趣的巿民。他也提到程翔写过一本《香港六七暴动始末——解读吴荻舟》,书中运用了新的文献推测六七暴动的起因,研究方式较为学术。他总结以上作品的共通点,研究方向都是一些本土的跟香港有关的历史。他表示香港有很多历史学家并非研究香港,正因如此,民间有很多人便去研究本土历史,因为他们对香港有感情,亦觉得历史研究应贴近港人的需要,从而补充大学研究的不足。

2. 编写《六四十问》时,有否发现哪些特别的事件,与官方或教科书提及的不同?

第三章「四二六出台过程」的研究正正是与广泛的说法不同。两三年前,他再去思考和阅读有关文章时,有所启发,开始想官方会否在「四二六出台过程」中有所隐瞒;官方的说法是邓小平在整个事件中,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亦不是一个发动者,但许伟恒在参考不同的文章和回忆录时,发现事情并非如此,这推动他尝试利用历史研究的方式和考证的方法寻找真相。这是他在成书过程中最大的得着,找到一些没有前人提及的观点。

3. 有何信仰理念推动你出版此书?

他提到弥迦书六章8节,相信行公义的其中一个方法便是为社会不公的事去发声。他认为天安门母亲在内地总是被欺压的一群,她们同样是追求真相和正义,但一直追求不到。他觉得官方一直不愿意为事件平反,不愿意善待死者家属。作为一个普通人,他尝试用历史角度作研究,为他们追求真相,这除了是他想做的事,也是圣经中的「行公义,好怜悯」。他直言这不代表他已完全做到「行公义」,但只是希望自己能谦卑去做,相信上帝会明白他的心,相信在上帝眼中会看此为喜悦的事。

(编按:许伟恒为一名基督徒老师,在中学任教历史。在六四事件二十周年时,他除了希望每年参与支联会举办的晚会外,更想编写一本书记录事件。起初,他预期写一本略述当年民运经过的书,供年轻人阅读。当他搜集资料时,发现很多鲜为人知的事,因此改变写作方向,决定撰写一本详尽而老少皆宜的书。《六四十问》全书本于2014年〔六四事件廿五周年〕完成,但恰巧遇上雨伞运动,而未能出版。直至今年〔六四事件三十周年〕,有出版社与许伟恒洽商,最终成功出版。)

黃民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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