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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暴力,抑或不暴力?」的韋式回應
—— 記一眾踐行同在的「劉牧師」

有一位劉牧師,612早上到達立法會外,原本只是打算與在場人士一同祈禱,結果卻逗留到下午,心想或可發揮一些支援或緩衝的作用。但在警方開始施放催淚彈清場的一瞬間,在兩面夾攻下,他被逼入了中信大廈外的人群,意外地成了「暴徒」之一。他事後憶述猶有餘悸,當時他腦裡幾乎一片空白,生死之間甚至不懂得怎樣祈禱。

又有一位劉牧師,在619之後,自發到添馬示威區一帶,不時為在場的示威者提供心靈輔導;其實,他能夠做的,不過是去聽那些渴想被聆聽的年輕人的故事,與他們一同流淚。他也曾見過有執勤的警員,遠遠聽到基督徒的祈禱和詩歌,隱隱然眼泛淚光。他說,滿目是無助和傷痛,但也有仇恨。

又有一位劉牧師,在7月初連儂場遍地開花之後,到居住當區一個地點站崗,晚上短短四小時,就與超過廿名不同年齡的街坊交談過,他聽到的盡是灰心、失望、憤怒和無奈。

關於暴力對錯的道德論爭,是那麼的焦點錯置、那麼的於事無補

以上的「劉牧師」自然是化名,如有雷同實屬巧合,不過都是基於真人真事;他們可能是堂會主任牧師,是初出茅廬的傳道同工,是暑期實習的神學生,是機構的同工,又或是神學院老師。對於一眾更多的「劉牧師」而言,因71衝擊、闖入和破壞立法會所引起基督徒之間(包括牧者和神學老師)關於暴力對錯的道德論爭,是那麼的焦點錯置、那麼的於事無補。因為,一直以來,大多數示威者都沒有使用暴力,使用暴力的大多數又不是基督徒,大多數的基督徒也不會使用暴力。但經過714晚上,警方於新城市廣場圍剿示威者,卻有信徒竟然宣布香港進入「內戰」;然而,這只不過是浪漫化、甚至美化淡化了普通市民用血肉之軀所抵受的、不成比例的警政無情殘暴。為甚麼基督徒總是糾纏、執著於暴力的使用 —— 不管是譴責、是同情、或是合理化 —— 而非首先關注暴力的創傷和遺害?

如今,在教會內就暴力的論爭已經呈現誓不兩立的兩極化,一些人的態度甚至是:「你若不附和我,就是敵對我」。於是,對暴力行為稍為提出異議、或嘗試善意提醒的,就被指是與示威者(當中又以年輕人為主)「割蓆」,因而自己就被人割蓆。而論爭的內容充滿了道德決疑(casuistry)的詭辯性質和二元化約:不傷害人身,只破壞公物算不算「暴力」?是「暴力」邪惡,抑或「不作為」更邪惡?是示威者「暴力」,還是制度更「暴力」?應該先譴責示威者,還是要更大力聲討當權者?對於劉牧師,這些問題都毫無助益,因為他所遇到普通的市民,大多數從來沒有、也不打算參與任何的暴力行動(他們即使在場,最多也只是旁觀者、見證人,或更多是受害者)。劉牧師也關心下一代,但他深知道「暴力」不是選項,更絕不願意它成為更多年輕人的選項;但「不暴力」也不是選項,除非有人可以為年輕人提示出路,例如怎樣將運動轉型,成為持久的、日常的、全人的不合作抵抗 —— 有別於坊間所謂全民的不合作運動。(關於主耶穌親授的非暴力抗爭方式,筆者將另文討論。)

一方面,劉牧師不忍責備進入立法會破壞的年輕示威者,因為,我們不應低估或否定這些示威者的反省和判斷能力,他們都差不多是成年人了,雖然也有些只是中學生,但更有不少大學生,難道他們就不曉得自己有「錯」嗎?但他們只知道,在那一時刻、那種處境,即使有些事哪怕是「錯」的,也必須要做;有時候,唯一可以做的、應該做的,是一件有「錯」的事,但整件事不會因此就變得完全「對」,反而是更形悲愴。

另一方面,劉牧師更加無法認同暴力,知道不應火上加油,極不願見再有人將自己置於險境。假如劉牧師也相信「以武抗暴」是那麼理直氣壯,當面對77晚上旺角那種氣氛和場面,他還可以怎樣祈禱?他固然不可能假惺惺地,祈求所有人都奇蹟地平安大吉,亦不可能祈求只有正義的一方大獲全勝,邪惡的就全部灰飛煙滅。更何況,劉牧師無法毫無保留地主張「以武抗暴」有理,因為他還要牧養在警隊內服務的會友及其親友,還要關心那些因政見立場而被子女unfriended的家長。

第三種牧養年輕人模式:韋氏的「與人同在」(being with)

劉牧師發現,過往教會牧養年輕人的兩種主流模式早已失效:要不是單向地教導、教訓、灌輸,就是一味投其所好、不加引導。他自己所實踐的是第三種模式,神學倫理學家韋爾斯牧師(Samuel Wells)在《拿撒勒宣言》(A Nazareth Manifesto: Being with God, 2015)稱之為:「與人同在」(being with)。另外,教會過往沿用的牧養服事、社會行動模式則分別為:「與人同工」(working with);「替人做事」(working for);「為人而活」(being for)。它們並無絕對的好壞、對錯、優劣之分,只是「同在」具有神學上和倫理上相對的優先性,「同在」才是其餘後三者的所向所由(telos)和規範,它們的價值在於是否有助實現、抑或阻礙「同在」。韋爾斯指出,教會的社會行動和服務一直太側重「代人做事」,不加思索地墨守成規(default mode),結果往往將他者視為一個個要「被解決」的「問題」,更誤以為自己已經具備解決問題的能力和方案,而無法如其所想地享受對方的同在,從對方所謂的「欠缺」發現上帝極其豐盛的恩賜,甚至從對方不完美的生命瞥見上帝的榮耀。

基督徒多數將馬太福音廿五章「綿羊和山羊的比喻」理解為:我們要做弱者的好鄰舍,照顧他們的需要,替其謀取最大的福利。但故事的內容實情是相反地,以「同在」來抵制「替人做事」的慣性:「你給我吃、給我喝」,意思不是「你為我關注食物的營養標籤」、或「你去為我掘井」,而是雖然我吃了、喝了,仍會再餓、再渴,即使你知道長貧難顧,但仍然親自端上飲食,你的手觸碰到我的手、你的目光不迴避我的眼神。同理,「你留我住」,不是「你為我這種無家可歸的人爭取房屋安置」;「你給我穿」,不是「你去為我研發最舒適的製衣材料」;「你看顧我的病」,不是「你為我去監管政府的醫療資源是否足夠」;「我在監裡,你來看我」,也不是「你為我伸冤奔走,並聘請最好的辯護律師替我翻案」。

至於「為他人而活」 —— 也可說「為他者而存在」、「通過他者來證明自己存在」 —— 本身也可以是好的。實踐這種模式的人,他們不在現場,或是為了他者的緣故,暫時退隱,先與自己獨處、與上帝同在;或是為了要服事和裝備那些準備將要進入前線的人。寫作教學,或者研究倡議,就是「為他」;恆常捐款給值得支持的事工和機構也是。基督徒踐行當中,最能夠呈現「為他」的美好和必要性的,就是代求祈禱。但這也是一個例子,凸顯出缺乏「與/共」(with)的任何行動和服事的弊病:沒有面對面的接觸,我們為其而活的他者,就依舊是互不相識、面目模糊的陌生人。代禱不應該單單將別人的難處和福祉,推卸給上帝就算,而自己則與這些對象永遠保持距離;有時我們為窮人祈禱,只是希望他們變得像我們一樣不再貧窮,而從來沒有想過自己也可以與他們一起清貧簡約度日。「為他」很容易變質扭曲,先假設了「必須要做一些事」,但結果卻只是責成別人去做事,自己則不冒險;代人發聲、替人出頭,就已經算完成自己的任務。

在香港教會,最常見的「為他者而存在」的社會行動模式,就是聯署聲明;但假若這些聲明只是宣示立場,或譴責當權者不做事、或爭取當權者做事,而不伴隨教會群體本身以踐行來呼籲社會其他人追求更高的義,則會淪為站在道德高地的自以為義。同理,挖空心思,為暴力製造聖經、神學、道德的理據,也是一種「為他」,因為發言者自己(不少是神學院老師、大學教授)十之其九不打算動武,更絕對沒有流人血的心理準備,也不會有機會親身面對暴力對待,甚至是從不置身於暴力現場的。這種立場先行,最緊要先站對了邊的取態,最劣質化的表現,就是在網上社交媒體那種虛擬的交往和互動模式,道聽塗說、未審先判,將他者以簡化的標籤分類,以口號代替理據,一味逼人表態歸邊。

對世俗社會,以基督教倫理談「暴力」有何益處?

基督徒「支持」以「勇武」對抗暴政,也犯了傳統基督教倫理學常見的一個嚴重毛病。例如以身試法71在立法會進行破壞、或兩個月來曾經參與過主動衝擊警察的示威者,相信大多數都不是信徒!到底,基督徒引用聖經、神學,例如搬出耶穌潔淨聖殿所謂「暴力」的事例(其實充其量是證明常規的一個特例),或者「正義戰爭」的理論(但眾所周知,幾乎沒有任何的武裝衝突能夠滿足理論所要求的正義條件;而且示威者與警方在武力上的絕對懸殊,根本談不上「較量」、而只是「捱打」),這些或者只有基督徒才明白(但卻存在極大爭議)的信仰觀點和論據,對大部分的非信徒示威者(當中又只有極少數採用暴力)來說,有何益處、有何造就、有何見證?我們容易誤將基督徒倫理看成一種普世倫理(universal ethics),而忽略對於一個世俗社會而言,基督信仰的經典、理念和傳統根本沒有權威、也沒有認受性,非信徒既不需要、恐怕也不甚稀罕基督徒在宗教理據上為他們的行為開脫。基督徒嘗試運用信仰資源,去證明在某些處境下,使用暴力就必然正當,將注定失敗,因為連其他基督徒也未必說服得到,更何況是非信徒的社會大眾?

抽空處境脈絡和前因後果,一成不變地去為「任何人」(anyone)贊成暴力,既缺乏基督徒的視角,就連倫理思維也欠奉。基督徒倫理提出問題的立足點最起碼是:對於一群認信一位被釘救主的基督門徒而言,為了爭取公義而傷害他人的身體性命,說得過去嗎?(參Richard Hays, The Moral Vision of the New Testament: Community, Cross, New Creation: A Contemporary Introduction to New Testament Ethics, 1996, Ch.14。)基督徒的倫理辨識必須建基於當事人作為行動者的角度和故事(agent-centered),倫理辨識的任務是先要將事件和行動的道德輪廓描述得盡量立體,黑中有白、白中有黑,可以既見到作惡者的惡行、又見到他實在也是為惡所勝的被罪者,可以認同目標的正確性、但同時批評手段的可取性。倫理辨識旨在分辨更好或更壞(better or worse)的其他可能性,不急於一刀切地簡化成百分百的「支持」或「反對」,最起碼當中還留有更細緻的「不反對」或「不支持」,甚至「暫時不作定論」。

假若我們肯稍為聆聽一下示威者的聲音,就一定會發現,他們有些人選擇使用「暴力」、或支持同伴使用「暴力」,是別無他法(there is no alternative)、出於強烈的無力感,連他們也承認沒有絕對的合理性、或無可置疑的正當性。他們的行動,不是經過冷靜審慎的權衡利害之後,所得出最有成功機會的最佳選項;而是因心力交瘁、走投無路,他們的灰心無奈已經寫滿牆上。旁觀者事後代其發言,並意圖去合理化暴力,就誤將徹底絕望所結出來的果實,偷換成虛假盼望的種籽。又正如,將「只有暴政沒有暴徒」這句政治標語,認真地當成是一條道德的全稱命題來爭辯它是否站得住腳,是完全捉錯用神的誤讀,甚至陷示威者於不義。

「為他」的道德性判斷 vs「同在」的倫理性踐行

「為他」的危險在於傾向一種過分簡化的道德性判斷。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己方就極力維護,對方就誓死批判,這容易滋長一種失去辨別能力的「愛心」和「正義感」:凡是自己選擇「支持」的他者,就無條件認同到底,甚至要毫無保留地論證其正直無誤,任何議題都可能上綱上線,成為沒有商討餘地、乃大是大非的敵我矛盾;而最終的目標,則可能是將同路人的立場「據為己有」(own up),甚至當中多少有一種移情的作用:「你代我去衝,我就在意識形態上作你的後援。」

但是,「同在」本身就已經是倫理性的踐行,不必完全認同對方的目標或手段,不是因為對方「正義」、「無錯」、「最後一定勝利」,所以才與之同在,更不是因為對方「可愛」、「清白無辜」、「令人自豪」,所以才去愛對方;而是因為在受傷的身軀上,在被壓碎的靈魂裡,在一次次落空的政治訴求當中,在有時處於灰色地帶的道德立場上,我們能夠看見彼此的傷痛和無助,即使自己不擁有任何走出絕境的現成答案,仍然拿出勇氣去聆聽別人的無力感,向對方坦承自己的無力感,見證基督、又遇見基督。與孤單的人「同在」,我倆彼此就不再孤單。除了福音以外,基督徒再沒有甚麼別的可以與絕望無助的人分享,但在分享中,我們就活出福音。

71當晚立法會最後的一幕,幾十名示威者折返將留守的「死士」半拉半抬、一起撤離,令劉牧師從他們身上學習到,「同在」就是「一個也不能少」的不離不棄。這段日子,教會內外經常出現一種扭曲的論調:「年輕人既然已經絕望,大家就不要再責備他們,我們更不要阻止他們自我犧牲」。但示威者所踐行的「同在」卻表明:「年輕人雖然已經絕望,但大家不要放棄他們,也不應任由他們放棄自己」。事實上,我們還要公開感謝示威者的克制,感謝他們保護了自己、保護了同伴、甚至保護了警察的安全,使所有人避免了更血腥的結局。惟有如此,他們才會被鼓勵、被肯定,在下一次的行動中使用更少(而不是更多)的暴力。又有一位劉牧師建議,基督徒可以發起眾籌,去幫助支付立法會維修的龐大開支,以表示與示威者「同在」。「錯就是錯」在基督徒倫理的語意只能夠是:人的行為一定會有後果,我們願意與你們一起去擔當、為你們行為的後果負責。

而經歷了721晚上西鐵元朗站的無差別恐襲之後,一眾劉牧師固然悲憤莫名,兩個月來一幕幕的血跡、傷痕、眼淚、呼喊,更是湧上心頭,揮之不去。劉牧師隱隱然察覺,極權不再是步步臨近,而是就在眼前,社會已難以回復舊貌,因為制度潛存的百孔千瘡、系統性的崩壞和謊言,終於一一被揭破。我們早已活在黑暗當中,黑暗也活在我們裡面。劉牧師必定譴責暴行,支持緝兇,不過他又深知道,這些「為他」的訴求和姿態不足以撫慰受傷者,更不能取代與人「同在」;他記掛的,不是那些行兇者,而是那些被暴行烙下難以抹滅的印記的生命。在示威現場、在牧養前線的經驗告訴他,人們克服恐懼的方法,往往是用暴怒來將之掩蓋;但是,以暴力回應暴力,其實就是向恐怖主義妥協,與其「合作」。劉牧師的代求祈禱,是上帝與那些思忖著如何帶著信任去過新一天的人同在,是上帝賜他們勇氣直面內心的軟弱,縱然畏懼威脅,也不害怕害怕。因為劉牧師相信,和平是屬於上帝、來自上帝的禮物,而不是乞求自掌權者的施予,我們不必仰賴執政者才可止息暴力。劉牧師思考的不再是:「自己可以做些甚麼,才能夠將過去輸掉的,一次過贏回來?」,而是:「我們應該如何繼續生活,才可以在暴力籠罩之下,在絕望、哀傷、憤怒之中見證上帝的平安?」劉牧師為教會祈求的,是上帝將我們的恐懼轉化成憐憫,使我們成為一群儘管心碎、但仍學習像基督一樣去愛的人,有能力與別人一同承受暴力、經歷傷痛。

(編按:內文粗體為作者所標示,分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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